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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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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2)
我和周总理过去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对他的印象却很深,执行他的专机任务后,我认为总理平易近人,对同志无微不至地关怀,办事慎重细心,至今难忘的有几件事:  总理处事考虑周到。访问印尼,外交部向总理提出要我同去。总理说:“他怎么能去,驻我国武官都认识他,他去了人家会产生怀疑,人家会问,他是来干什么的。”  总理办事要求很高。在飞机上研究访问斯里兰卡的航线时,航行局带的航图既旧又破,总理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一顿。他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连一份像样的航图都没有。”批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总理对工作人员非常关心爱护。从印尼回昆明,云南省设宴招待,他来到我们的桌前向机组人员敬酒,我酒杯里的是白水,被总理发现了,罚我干了三杯,差点儿醉倒了。这次宴会可丰富了,吃了很多云南的土特产。  总理非常谦虚。有一次省里的同志想留总理多住一天,他说:“你问问管飞机的人同意不同意。”人家留总理我怎敢不同意,何况我是为总理服务的。  1963年3月,刘主席访问印尼。26日乘伊尔-18由北京飞昆明,在昆明休息准备了约半个月。刘主席和王光美同志住原云南军阀龙云的公馆,人们都叫“龙宫”。陈毅副总理住省委的宾馆,我和机组仍住昆明饭店。出访前我到“龙宫”给刘主席汇报飞行计划和天气,王光美同志在座,刘主席对飞行航线和天气情况问得十分详细。我向陈毅副总理汇报时,他问为什么不能从海上直飞,我说没有航路,他说航路是人飞出来的,他的话使人很难回答。  4月26日,刘主席访问印尼。由昆明飞雅加达,中途在仰光休息加油。  4月20日,由雅加达飞仰光,在缅甸访问了5天,26日由仰光回昆明。  5月1日,由昆明飞金边,在柬埔寨访问5天,6日回昆明。  在专机上,我的位置是在驾驶舱,我要随时了解天气和飞行情况。而朱总司令一乘飞机就同我抢位置,也挤到前舱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和机组谈笑风生,亲切如故。不由得使我回想起战争年代的许多往事。   。 想看书来

山西行(1)
站长看名片是八路军的秘书长,知道是为朱德总司令要车,顿时面带笑容地赔礼道歉,连声“好说好说”、“照办照办”。  我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过多年,十分敬佩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朱总司令最能理解部下的心情,部下合理的请求,他总是有求必应。  1937年1月,红军大学由保安迁至延安。这给总部机关工作人员入学提供了方便条件。不久,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和我们科的邹毕兆、马文波等同志就被选送到“红大”学习。我对他们进“红大”学习十分羡慕,千方百计地也想去学习。为此,我几次向代理局长罗舜初要求,但他都以工作离不开为理由拒绝了我的请求。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心里闷闷不乐。当时在电台工作的钱江同志也想进“红大”学习。他看到我为此发愁,就找我商量一起去找总司令。我没有和总司令直接接触过,心里还没有底,更主要的是感到总司令统帅千军万马,日理万机,工作很忙,不便去打扰,因而非常犹豫。钱江同志和总司令很熟悉,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便鼓励说:“不要怕,没有关系,总司令待人热情和蔼,可好说话啦!我们向他请求准行。”看到他非常自信的表情,听了他十分有把握的话,我鼓起了勇气,同意一起去找总司令。  总司令和毛主席同住在凤凰山脚下。毛主席住石窑洞,总司令住平房,两位首长近在咫尺。我们住在邮局孙先生家,出门往北走一百多米再向右拐个弯就到了。我们走进总司令的院子,内卫问我们找谁,我们说要见总司令,他就同意让我们进去了。那时见领导可容易了,领导和部下之间真是亲密无间啊!我们没有丝毫的紧张,迈步走进了总司令的办公室。总司令正在埋头看书,听到我们进来,他抬头看看我们,然后用浓重的四川话问:“你们来干啥子?”我们不约而同地先敬了一个礼,而后直截了当地说:“来请求总司令批准我们到‘红大’学习。”“要求学习很好嘛!好学才能上进。”总司令首先肯定了我们的学习热情,接着又问,“你们向局长说过了吗?”我们带着有点难过的样子回答:“提过了,局长不同意,所以只得来求您。”总司令听后笑着说:“来要‘令箭’啊,好吧,我给你们局长写个条子,要他让你们去学习。”我们接过朱总司令写的条子,顿时,心中的石头落了地,高兴得异口同声地连说:“谢谢,谢谢总司令的关怀!”我们心花怒放,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往回跑。二月天气,冰冻路滑,下坡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我们谁也没有顾及这些,归心似箭,爬起来继续往回跑。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上了“红大”。我们进校不久,“红大”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  我还向总司令请求过一件事,总司令也批准了。  1938年9月,总司令由晋东南回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一天,我到罗舜初同志那里去玩,谈话中得知他要随总司令到前方去。当兵的谁不想去前方,于是我向他提出,请他帮忙向总司令说个情,让我也随同他们到前方去。在军委二局我和罗舜初同志相处很好,他也有意要我和他同去,因此,给我出了个主意,要我给总司令写个报告。一回生,二回熟。有上“红大”找总司令的经验,我欣然同意了罗舜初同志的建议,拿起钢笔就写了一份请示报告。没几天,报告就批回来了,总司令同意我的请求。当我看到总司令在报告上的批语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总司令啊总司令,过去您爱兵如子的事人人皆知。现在,您理解部下心情,对部下合理的请求有求必应的事,我要逢人便讲,使您的这一美德也人人皆知。  朱总司令最善于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统战工作,逢机便做。  1938年10月,我们随总司令上前方。同行的有朱光、罗舜初、段连绍、刘公亮、刘力克,还有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办事处主任的王世英同志。由延安出发,乘坐两辆运输车。我们和总司令同乘一辆,报务员和警卫班合乘一辆。统帅千军万马的总司令乘坐运输车,这种情况,只有共产党的“官”才能做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少有。  10月,陕北高原已进入冬季,寒风刺骨,冷气袭人。那时我们刚20出头,年轻力壮,火力正旺,不管风吹雪打,满怀激情地顶风冒雪前进。  汽车驶过劳山、甘泉,到交道镇后向东驶至宜川。宜川是阎锡山的“大后方”。总司令是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当时国共关系比较好,阎锡山又非蒋介石的嫡系,因而二战区住宜川办事处的负责人,对朱总司令的招待还算热情,旧社会那一套,接待人点头哈腰,跑前跑后,一会茶一会烟,忙个不亦乐乎。我们住在一个老财家,两层楼房,这在陕北算是阔气的。总司令住在楼上,我们住在楼下。同住一房的王世英同志烟瘾真大,一根接一根地吸个不停,抽得满屋烟云,熏得我们够呛。晚上,我和段连绍同志就在这满屋烟云的环境下忙着译发电报。  总司令对部队管理严,要求高。由宜川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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