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国-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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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冯玉祥看来，自信、自傲的吴佩孚，却是自调兵遣将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而非他的反戈一击。在4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冯玉祥讲述了一段吴佩孚在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满60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处，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封面中国 第二章（11）
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
冯玉祥的描写是否真实已无法求证，但却为我们勾画了民国史上如同小说演义一般的传奇一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渲染的现场预感竟成了现实。
一代枭雄吴佩孚的命运，在他乘船逃遁时就彻底改变了。他的虎视天下已是明日黄花。
两年后，鲍威尔最后一次采访吴佩孚，是在1926年与192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
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记者。他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总部设在汉口。尽管他的头衔大得吓人，其实际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实上，他是北军抵抗从广东开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吴把他的总部设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国庭院里，我就在那里见到了他，并共进早餐。他似乎比先前喝酒更多，显得精神沮丧，情绪低落。由于部队受到先北伐军出发的受俄国训练的宣传队的影响，士气尽丧，河南一战已是溃不成军。共产党人也竭尽全力为击败吴佩孚而工作，甚至不惜搞策反活动，以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到激烈的武昌战役后，孤注一掷的吴佩孚彻底失败，全线溃退。（《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88—89页）
吴大帅再次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他的“儒将”姿态。他们一起吃早餐，一边交谈。吴佩孚手里拿着一本已翻得破旧的线装书，谈话过程中还不时看一看。
鲍威尔感到好奇，问他这是什么书？吴佩孚笑答：“《吴越春秋》。”然后补充说：“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吴佩孚一再向鲍威尔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不懂政治的军阀，永远只能是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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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三章（1）
1924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北京很冷，白天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两天前，这里刚下过一场大雪，所有街道都结上了冰。下午4时许，一趟来自天津的专列缓缓驶进前门车站，数万欢迎人群伫立街头，顿时忘记了寒冷。
走下车的是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陪同他们的有汪精卫等国民党要员。
一位正在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念书的学生，站在欢迎人群中：
尽管那天天气不好，大约有十万人聚集到前门火车站去欢迎孙博士。当孙博士走出专车时，国立北京艺术学院的乐队奏起了中国乐曲。成千上万的人为即将看到他的风采和听到他的教诲而纵情欢呼。可是孙博士重病在身，他只是向欢迎的人群点头示意，就乘上小汽车径直驶向北京饭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3页）
北京来过多次，这却是孙中山的最后一次。胆囊腺癌已到晚期，但他仍在拼命一搏。
两个多月前，他还不可能走进北京。1924年10月下旬，北京刚刚更换主人。第二次直奉大战中，直系重要将领冯玉祥反戈一击，导致直系大败，“贿选总统”曹锟被软禁，“讨逆联军”总司令吴佩孚率残部逃遁。
在这一次直奉大战中，南方的孙中山与东北的张作霖站在一起，吴佩孚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奉系大胜，对于一直缺乏军事力量的孙中山来说，眼前又出现了建立强有力政权以统一中国的机会。他重病缠身，知来日无多，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当占领了北京的冯玉祥致电邀请他来京商谈国是时，他欣然前来。以往，谈到此事时，相关文章或史书，只强调冯玉祥的个人邀请，而回避整个奉系的背景。其实，此时冯玉祥已与奉系结盟，他的邀请不妨看作是整个奉系的动议，而非个人行为。事实也如此。
孙中山从广州前来北京，途经上海、日本的长崎和神户、天津，历时一个多月。在他抵达天津前，11月24日，几年前下野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重新回到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冯玉祥则通电下野。但即便如此，孙中山继续着与奉系的接触。12月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5日中午，被曹锟赶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设宴为孙中山洗尘，同席作陪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大获全胜的奉系首领张作霖。孙中山抵达北京后，段祺瑞在铁狮子胡同为其安排行辕，这座房子曾是原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宅第。
孙中山一生中常常做出惊人之举，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北京之行依然如此。
一年前，1923年1月26日，他和苏联特使越飞在上海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宣言，开始了与苏联的紧密合作。他欲重振国民党，在三民主义基础上，提出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治理想的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引导下走到了一起。这是特殊形式的政治联合：共产党员也可以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要职。与此同时，自民国初年屡受挫折的孙中山，一直因缺乏军事实力而疲于奔命，遂在苏联派来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指导下，于1924年5月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军官，按照苏联红军的管理模式建立自己的军队，在军队设立党代表制度……
他的理想执著如初。巩固广东根据地——北伐——统一中国，一切将重新开始。不过，即便在与苏联和中共的合作开始之后，孙中山仍未放弃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合作的努力。于是，很有意味的历史画面就出现了：当孙中山在天津与张作霖见面时，他的党和军队正在广东进行着北伐的准备，而两年后北伐最大的敌人正是张作霖。
惊人之举不限于此。
当开始与苏联密切合作后，孙中山仍希望与西方列强特别是与美国合作。
1924年1月6日，美国驻北京公使舒尔曼访问广州时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再次要求美国予以支持，他仍认为这种支持是最值得争取的。
多年来，孙中山向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传递出强烈的友好愿望，屡屡被冷漠碰得粉碎。这一次同样如此。美国公使舒尔曼甚至认为，这一建议不宜向华盛顿报告，他连孙中山所表示的对美国的信赖，也不向华盛顿报告。在他递交的报告中，只概述了孙中山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第206页）
封面中国 第三章（2）
不难想象，屡遭冷遇后的孙中山会有多深的失望、激愤和无奈。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一些奇特、怪异、费解的历史场景。就如同毕加索立体主义的画面，人的躯体被分解成一块又一块，然后又重新排列组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色彩与结构早已大大不同于常理，但视觉的刺激却再也不会忘记。
我很欣赏一位美国专家关于孙中山的一番话：
孙中山的作风令人费解，因他是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在致力革命时，他宁愿选择最少使用武力的措施达其目的。这是环境及其气质使然。外国人造成的恐惧，使他阻止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只是到了最后，他才支持这种对抗。他反对鼓励阶级斗争，也不愿用暴力手段去消除本国的不公正根源。简言之，他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这些品质使他看起来仿佛是唐·吉诃德式的而不是革命家式的奇怪人物，但更显出他是个纯粹的人。（《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后记）
在1924年寒冷的冬天，这位“纯粹的人”最后一次走进北京，病魔使他难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在手握重兵、各怀心思的军阀面前，除了威望与神圣令人仰望，他再也没有充沛的精力和能量来改变现实了。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25分，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11号行辕，享年59岁。
梦想随他而去，留下一个伟大而笼罩神圣光环的名字，让人缅怀与仰视。他的梦想，以及试图实现梦想的方式与途径，成了内容丰富或曰庞杂的遗产。他身边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取其一部分而继承之。毫不奇怪，一个伟人身后通常容易出现类似的历史现象。伟人之所以是伟人，丰富及复杂之处恐怕就在于此。
孙中山身后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新排列组合，在他去世之日就开始了。关于他的临终遗言，就有不同的说法：
人们认为他临终还有许多遗言。鲍罗廷向莫斯科报告，孙中山重申“只要俄国人继续帮助……”；其他人则宣称，孙中山弥留之际连续叫蒋介石的名字；还有人说，他要恢复青年时代的信仰，并指示一位左派追随者“不要打扰基督教徒”；也有人记得他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第223页）
让人不解的是，关注中国局势的《时代》，居然没有选择孙中山作为封面人物，无论在他生前还是逝世后。无疑这是重要的、不应有的遗漏。也许，在《时代》看来，多年来疲于奔命的孙中山拥有的仅是道义上的名声，其实力远不能与吴佩孚、张作霖等人相比。然而，他们不知道，正是这样一位未被他们选中的人，所拟订的路线和政策、所留下的遗产，随后几年将继续改变中国。
孙中山弥留时，在他身边的人有夫人宋庆龄、长子孙科、内弟宋子文，有他所信任和器重的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和陈友仁，另外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廷。一个同样受孙中山信任和器重的人此时不在北京，他就是蒋介石，他正在广东率军进行东征与军阀陈炯明作战。但正是此刻这个不在孙中山身边的人，两年后，1927年4月4日，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
两年后的中国，不再是孙中山生前构想的局面。他所拟订的三大政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危机四伏，最终被击得粉碎；曾经结为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转眼间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当年试图结盟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吴佩孚失去实力后，成了北伐军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敌人；他弥留之际伫立在他身边的战友和亲人，最终因分裂而冲突，各走一方，或流亡，或转向，或永远在人们视线里消失……
潮起，潮落；人去，人来。政治局势变化莫测，舞台主角替换频繁；哀怨与悲壮，风光与飘零；一切似乎结束，但又分明重新开始。在孙中山去世两年后，1927年就这样走了过来。
二/又一次义和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