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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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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提醒大家注意休养生息,减少体力消耗。对17级(副处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还照顾一斤黄豆,多给一点儿白糖。糠和麸子在当时是好东西,有些机关干部浮肿了,每人发一些糠和麸子做的小饼子,叫“康乐饼”。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在困难面前也不得不统统散伙。
  三年饥荒时期的中南海
  为了渡过饥荒,中央将每个市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中南海里,机关干部的粮票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斤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朱德也是26斤。周恩来报24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
  整个中南海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票定量压缩下来。营养不良、忍饥挨饿就不可避免了。
  1960年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在北京郊区西山附近,建立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干部轮流去参加劳动,每人每年去1个月。去劳动的人,粮食定量每天补助1斤。干部们在生产基地里,种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还养殖了数十头肥猪和一二百只羊。
  全国饥荒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饭、半年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为了给毛泽东增加营养,警卫员就打麻雀或掏麻雀窝蛋,或者在中南海里捞些小虾劝他吃。
  给自己定量缩减到26斤的朱德,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总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蔬菜。夫人康克清陪老总外出,也常剜点野菜让家人尝尝鲜。用瓜豆蔬菜、野菜,同粮食掺和着吃。朱德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一些荒地,种了一些杂粮。他还鼓励孙辈们饲养兔子。
  中南海迅速普及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蔬菜杂粮。许多院落种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高高低低,重重叠叠。墙根下多是攀缘的作物,瓜、豆都搭上了架子;甬道边就是野菜、扫帚菜等。中南海里又多了一道风景线。
  高干的特别供应券
  灾荒时期,全国的食品供应异常紧张。1960年中央制定了对于高级干部(司局长以上)的特供(特殊供应)标准:
  (1)国家领导人、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户每月供应肉30—31斤(每天1斤),蛋6斤(每天2只)、白糖2斤、甲级烟2条;
  (2)正副部长或相当于部长级的高干、特级科学家(如钱学森等),每户每月供应肉4斤,蛋3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
  (3)正副司局长、高知一级正教授、高级研究员,每户每月供应肉2斤,蛋2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
  从上述一些并不算多么高贵的供应作为“特供”看来,可以理解当时全国经济形势的紧张程度,比战争年代还要严重。
  对于以上高干开设了内部特供商店,可以廉价买到许多食品、日用品如鱼虾蟹鸡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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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1)
1962年,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调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副总理在3月5日的讲话中为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礼,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桂冠”。
  广东省委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从1961年2月开始对广东知识分子进行摸底。9月间,他便在广州从化温泉召开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他还对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作出了如下指示:
  1.确定一个两千人的名单,包括高校副教授及相当于副教授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雕刻家、演员、国家级裁判、专业运动员及名匠巧手等,从1961年11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食油1斤、猪肉1斤,每户补助粮食10斤(后来省委指示再增加食油1斤)。
  2.在上述名单基础上,再选出二百人的名单,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对于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3.在第2项名单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休假期间居住风景区招待所,按四分之一收费。
  4.由明年开始,每年分给一定数量的外汇归文教领导小组掌握,以解决学术界必须进口的治病用药和研究资料等问题。
  5.明年(1962年)1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学术界开展争鸣的园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学者的学术著作,以便更好地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陈寅恪受到无与伦比的特殊优待
  广州中山大学陈寅恪老教授,在1958、1960和1963年三次“政治排队”时,都被列为“中右”,但在生活上他还是优于别人的。
  1960年初年陈寅恪已感到了生活的窘迫。按学校统一规定,他的粮食定量(粮票)减为每月28斤,肉票每日5钱(半两)、每月1斤,食油票每月半斤。
  到1961年,广州市民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降低到平均只有20斤左右,且30 % 要搭配其他杂粮;每月2两食油,每年布票2尺1寸,猪肉基本上没有供应。而这时候,陈寅恪教授作为被陶铸点名优待的大知识分子,受到了生活上的特殊照顾,真如久旱逢甘霖。
  1961年7月,陈寅恪教授曾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食品邮件包裹单,内有火腿、猪油、面饼等食物近20公斤。但邮寄者素不相识。陈寅恪将包裹单交给了历史系中古史教研组党支部书记,表示拒收。
  1961年夏天吴宓教授从四川来中山大学看望老友陈寅恪的时候,他已经在陶铸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的目光注视中。吴宓在广州期间的日记有“鸡鱼等肴馔甚丰”、“肴馔丰美”等描述。可见陈寅恪一直受到照顾。
  l961年10月11日,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特别批准给陈寅恪特殊供应。14日,中山大学的老校工梁彬,替陈寅恪买回了特批的副食品。10月16日,梁彬与总务处秘书将30斤面粉、10斤面条、4斤花生油、4斤水果和2斤白糖亲自送到陈宅。老校工对陈寅恪说,从昨天(15日)开始,政府每日专程从华南农学院为陈寅恪教授供应鲜奶3支,并询问“3支够不够”,陈寅恪高兴地回答够了。并说,他的身体“较适合吃牛奶、面包,面包因为发酵过,所以很松软。”
  老校工回忆,他为陈宅送东西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才结束。
  从1961年11月份开始,广州粮食局特别为陈寅恪提供面粉、面条及食油的配额;广州第一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穿与用的物品配额;广州第二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副食品的配额。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陈寅格享受到无人能比拟的特殊照顾。 (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343—345页) 。
  1963年陈寅恪腿伤治疗出院回家,4月14日,广东省委办公厅通过中山大学转交一函给他:“陈寅恪同志:遵照陶铸同志和省委指示,送上牡丹牌收音电唱两用机壹部、及唱片32张,供您使用,请收纳。”当天,这台两用机被送到陈寅恪家中。
  为了方便陈寅恪在门外散步,学校专门在他门前铺设了一条白色水泥路。为护理陈寅恪,派出了三个护士。
  广东省档案馆中藏有1963年2月18日中山大学向广东省委递交的一份报告,报告开列了每个月护理和照顾陈寅恪生活所需开支的费用和物品,请求省委拨出专款。报告说:
  l,考虑到附单所列药品和副食品不少是进口,请省委每月拨些专款作为购买食品和支付护士工资费用。 2,每月所需副食品亦请省委批转有关部门按月供应。
  陈教授每月所需副食品和费用 (附单)鸡:四只,估价32元,约一星期送一只。鸡蛋:5斤,10元,每天二只。水果:15斤,12元,每10天送一次。鱼:10斤,20元。蘑菇:15斤,15元。黄油:1斤,20元。护士:3人,(每人月薪51元)共153元。合计:262元。
  另:进口老人牌麦片1罐,进口可可粉1罐,进口陈教授需用药物(略)
  当时很多干部无法理解陈寅恪凭什么要享受诸如“住房、吃饭、穿衣”的照顾。当时在中山大学最典型的说法是:“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 1963年7月24日,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马肖云借向陶铸汇报学校工作的机会,反映了这种“群情”。没想到陶铸听后勃然大怒。根据当年的“谈话纪要”,陶铸的原话如下:
   。。

广州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2)
你们学校有人讲,省三级干部会上有人讲,远在“新会会议”亦有人不满。陈先生,74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照顾吗? 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他爱国,蒋介石用飞机接他他不去。(陶铸指马副书记) 你若像陈寅恪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390、391、394、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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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不断上涨
由于商品货源严重缺乏,不得不降低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数量,其他许多消费品也实行凭证、凭票和限量供应的办法。由于农业大幅度减产,使农民的收入骤减,消费水平下降。据官方公布1959年和1960年农民的消费水平,分别比1957年下降和14 %,特别是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浮肿和饿死人等现象。
  1960年同1957年比较,重要商品的全国人均消费量,粮食下降20 %、食油下降23 %、猪肉下降70 %;由于“大跃进”的波折,工商企业效益低落,亏损增加,财政出现巨量赤字,不得不以大量增印广发钞票(通货膨胀)来弥补。
  1960年末,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后,全国的农村集市贸易迅速恢复。由于农业连年减产,1961年上市的商品匮乏,集市价格在前两年上涨之后,又像脱弦之箭一样迅猛飞升。
  同1960年比较,1961年集市价格上涨的幅度为倍。一些减产更严重的地区,上涨幅度高达三四倍以上。它同计划价格的差距比1960年又更加扩大,一般农副产品比计划价格高四五倍,粮油和肉禽蛋类产品高七八倍,有的高达十多倍。
  例如一斤猪肉国家牌价为6角左右,集市价格大体在5—8元;一斤粮食,国家牌价为1角1分左右,集市价格大多在1元以上,有的地方高达2元以上。这样高的价格,虽对农民生产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对经济恢复和发展非常不利。特别是对整个市场的稳定,对人心的安定影响极大。
  1958年农贸市场上一只鸡卖1元多钱。到1960年,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汪振华的妻子生了孩子,想补一下身子,花48元买了一只鸡。过去3分、5分钱一斤胡萝卜,要1元2角一斤。每月工资68元,只能买50多斤胡萝卜。能维持活命,全靠国家保证平价供应每月26斤口粮、三两平价油(北京半斤),还有半斤平价肉。
  三年“大跃进”引发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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