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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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蚵羝敝ぃ导噬希抵腥杂姓庵制敝ず谑校缫云被晃铩⒁云甭羟�1斤（500克）粮票的交换价值，经常为2…4角人民币，灾害时期甚至更高。
20世纪80年代国家粮店售出的大米，每斤还不到2角钱。“谷贱伤农”，如果国家也用1角几分1斤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农民感到这点钱连成本也不够，白辛苦了。于是政府既要照顾城市人口利益、又要照顾农民的收入，得化3角钱一斤向农民买进。80年代允许农民将自留多余粮食少量进入农贸市场，每市斤大米价格（议价）在4角以上。由此可见，职工每吃一斤粮食，从政府处得益2角钱以上；如果他每月“定量”是30市斤，一个月就得益6元以上。全上海除郊区农民外，约有800万人按粮食定量供应的，上海市政府每月就需补贴5千万元，一年就得多支出6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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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实在是命根子（1）
1958年瞎指挥“大跃进”以后，全国范围内的共产风、浮夸风造成极大损失，1959—1962年持续三年的严重灾难，全国老百姓绝大多数吃不饱肚子，浮肿病、肝炎、传染病蔓延，各地甚至饿死几千万人（学术界估计的数字有不同说法，为3千万至6千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回忆：过去鸡鸭鱼肉，要吃总能买到一些；此时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市场上，不仅鸡蛋、鸭蛋、能吃的蛋都没有了；豆油、花生油、麻油也都没有了；连蔬菜都难以见到了。粮食定量、发粮票，本来何兹全定量是32斤，妻子良玉31斤。灾害时期要求减少粮食定量，何妻的定量减为28斤；一直忍饥挨饿，体重由130斤减少到93斤，瘦成一个小黑老鸹（乌鸦），真可怜。有次在路上捡了一个白菜头，回到家用水泡上。后来竟然发了芽，长出叶子，枝叶茂盛。儿子回家，掐几个叶子给他作汤喝。有同志看见了，端到系里去展览说：“何先生家多会动脑筋想办法，增加生产。”何妻在三十九中学教书，从学校买回一麻袋干菜叶子。叫作干菜叶，里面什么都有：头发、树叶、树枝、烂棉花、线头、泥土。泡上洗，泥汤一换一次、二十次水还洗不出菜叶来。洗好后，切碎，和上面粉，放上盐做团子，蒸着吃。北师大全校师生大多浮肿，腿软无力，学生体育活动都停了。
河北南部某县一个生产队长姓杜。他有一套吃饭省粮食的发明创造，到北京来传经送宝。毛泽东主席还请他吃过饭。他到处作报告。北京师范大学也请过他，听他传授宝贵经验。他的创造是所谓“双蒸饭，小碗吃”。双蒸饭，是蒸过的米饭再蒸一次，一斤粮票的米可以蒸出三斤饭（一蒸再蒸，水多了饭就多）。小碗吃，吃饭数碗时用最小（半两）的碗，两碗、三碗啦，感觉饱啦。说的人很有风趣，听的人也很兴奋。好办法！ 居然能感动上听，受到毛主席的称赞，还请吃饭。毛主席请他吃一个苹果，他不肯吃，要带回去让全村全队的人们分着吃。听的人热烈鼓掌。但是后来听说，那人是个骗子！
没有粮票就没有奶水
作家白桦的儿子出生于1959年底，那是继大跃进之后的第一个饥饿的年份。母亲因病手术后没有奶水，当时的牛奶早已属于特权控制的配给品了，有钱也订不到。
1960年，拿着婴儿出生证，只能购买红糖1斤，猪排骨2斤，怎么催得出奶水？根本无法满足产妇补充身体之需。假如到黑市上去购买，1个鸡蛋就卖8角或9角钱（比平价贵十几倍），还要到处寻找，因为不容易买到。上海周围全是饿乡，只要不带口粮，给饭吃，工钱都可以不要。奶妈为了求生，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乡下喝米汤，恐怕大部分连米汤也没有，只好喝野菜汤。
扬州奶妈，年龄在30岁上下，白桦的月定量是28斤，妻子（电影演员王蓓）的月定量是25斤，一共53斤粮。白桦当时在工厂当钳工，他的一份粮要带到工厂里去，家里只剩下妻子的25斤定量。这困境被王蓓的同事们知道了。于是上海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们纷纷解囊相助，真是大旱逢甘霖！有的1两2两，有的1斤2斤，有的8斤10斤……
90年代初，儿子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白桦问他：“你知道你小时候喝的奶水是谁的吗？”儿子答：“知道，是一个扬州妈妈。”白桦说：“也对也不对。在你刚出生的时候，许多曾在中国银幕上大放光彩的电影演员，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口粮定量里克扣出一些粮票来给了我们，这样才能首先让你的奶妈吃饱，奶妈吃饱了，才有足够的奶水喂养你，你才得以长大成人。”
儿子先是笑了笑，而后，就黯然了……
牛奶证
历史学家王春瑜的妻子过校元，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与王春瑜同届。他们在1956年相识相恋。1958年她提前毕业，留校工作。从1959年冬开始，复旦大学的食堂越来越紧张，靠每月25斤的定量粮票吃饭，副食品又少得可怜，根本吃不饱。校元吃饭时，每次总要将她碗里的饭拨一些到他的碗里。
1961年秋，王春瑜留校读研究生已经一年。结婚后，便有了副食品供应证，每周可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还另有一些票证。积蓄很少，凭工业券（工业品购物证），购买到一张双人铁床、一只热水瓶、一个洗脸盆、一只痰盂。
1962年夏天，妻子在上海医院生下婴儿。全国大饥荒，像瘟疫一样蔓延。校元怀孕期间，营养不良，没有奶水。找医生开出证明，病妇确实毫无奶水，按规定可以适当照顾，争取订一瓶牛奶。牛奶供应非常紧张，王春瑜立即去牛奶供应站，好心人帮助办了一张牛奶证。
大学同学的无奈
1960年的上海大学生龚勇回忆：上大学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紧张。小伙子饭量大，经常是上课到半节，肚子便唱起了空城计。那时，城镇人口的粮票就如同命根子，真是无价胜有价。“粮票加钞票”就有了基本口粮维持活命。踏上工作岗位直到成家之后，都难舍粮票情结。有了孩子后，夫妻俩总是未雨绸缪，千方百计节约粮食，积攒一点粮票存起来。直到如今，孩子们还经常笑话家里“吃用特抠”，大人则坦言“习性难改”。这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百姓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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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实在是命根子（2）
70年代有一次到闽浙出差，少带了粮票，跟同伴勉强维持到杭州便面临挨饿了。幸好浙江粮食相对宽松些，有“议价”供应，于是连着吃免票的“菜下面”度过难关。还有次忽然收到一份加急电报，战战兢兢拆开一看，原来是大学同窗出差到四川，钱和粮票被窃，慌不择食，落难求救。真是哭笑不得，赶忙凑数邮寄“全国粮票”去救了急。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人不分贵贱，都凭票吃饭，所以出门要常检点身边两票（钞票和粮票）是否带全，比今天带护照或身份证还更重要。到80年代，省吃俭用积下一些粮票。用来换几斤鸡蛋。
揣着粮票游长江
一位教员回忆：60年代一个暑假坐上了从成都到重庆的火车。身上揣着的主要财富是粮票。上路没有粮票是不行的；光有钱，买不到食物。多收一些钱以代替粮票叫“议价粮”。无价的粮票，实际上成了有价的证券。用了粮票十余斤吧，换了一条大床凉席。
第二天，轮船在193公里长的三峡中穿行。船过葛洲坝，很快到了宜昌。上了岸，街边有卖粥的，要一毛钱一碗，给粮票也要六分钱一碗。想起一年前在重庆的饭店里吃粥，只要二分钱一碗，每碗粥半两粮票。
斤斤计较着粮票
作家马波（杨沫的儿子）回忆：1961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商店里食物柜台一空如洗，连糖块都很少。往日没人买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全都消失。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按本定量供应，每户只卖几棵，烂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2两白糖。猪肉、盐、淀粉、肥皂、芝麻酱、粉丝……全要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人凭本可买3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据说全出口换了外汇。
全靠每天一斤粮食，缺菜少油更无肉，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最不饿？
每人都饿得眼冒金星，粮票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没粮票寸步难行，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通行的规矩。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粮票的价值，丢1斤粮票可比丢10块钱还糟糕！在大街上若乞讨钱，或许能要到1毛甚至1块；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1两！
每月学校退还马波6斤粮票，要给家里4斤，剩下的2斤，马波就上饭馆吃了。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马波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菜，热爱解馋。这饭馆里还有1两粮票、5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马波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资产阶级腐化，可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马波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小饭馆里，有穿得很破很脏的人，舔人家吃完了的身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剩菜汗。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给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的嚼不动的肉皮，全捡起来吃掉。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免子（因免子繁殖快，只吃草）。据说一只免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当时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它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蛋白……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宣传得沸沸扬扬。最后却大大失望了，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
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让胃的体积小一点。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一样，把碗舔得溜光。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饿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算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有时本月的粮票都用光，就得半饥半饱地熬。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碗萝卜汤喝，望着周围人津津有味吃饭，无比凄凉。
父母（杨沫夫妇）为了保命，他们得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10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定量低，只有20来斤，家里客人多，有人吃饭不交粮票。事实上，父母也吃不饱。多年后，从母亲的日记中发现，当时父亲已经饿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眼昏，根本写不了东西。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的深深界限，终生难忘。至少马家是这样。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粮票、粮票……
一顿饭9分钱外加4两粮票
邢燕子下乡务农的50年代，实行了粮食凭票定量供应政策。从那时起，吃粮要粮票，穿衣要布票，还有肉票、糖票、棉花票，就连做衣服缝被子的棉白线也要凭本（购货本）供应，买啥都要带着票、拿着本。
1961年结婚，正赶上灾荒时期，在农村也叫“吃低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