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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历史的心智-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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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娶走夏姬,还要外加一个为贪色而战的罪名,会失掉他在诸侯中的威信。巫臣对庄王的劝谏是很有道理的,庄王能听从巫臣的劝谏,也表明他是一位能以某种价值观念抑制原欲,能使潜伏的心理升华到更高追求上去的贤明君主。 
  公子侧是楚国的高层官员,曾一度担任过司马之职。他并没有楚庄王那种对国家称霸失败的顾虑,用贪色失霸的道理相劝谏肯定难以奏效,而巫臣也不敢过分忤逆这位高官,于是他变换方式,借口夏姬是一位不吉祥的女人,转而从关心爱护公子侧、使他珍重贵体的角度劝阻其娶走夏姬,这种方法也果然奏效。 
  夏姬为什么是一位不吉祥的女人呢?巫臣并没有说出任何道理,他对此采取了以事实进行归纳论证的方式。巫臣列举了夏姬的兄长、丈夫、儿子、三位情夫和其所在的陈国未能善终的事实,说明夏姬的不吉祥。此时,人们对巫臣下给夏姬的断语多半是有所相信,无论多么贪色的男人也不愿为此将自己的性命作一次性抵押,公子侧打消了娶夏姬的念头,正表明他对夏姬的不吉祥是有所相信的。 
  然而,最先提出夏姬为“灾女”的巫臣本人,在襄老被“克死”之后,竟不顾证据更加充分了的自我断语,千方百计地娶走了这位不吉祥的灾女,这表明,巫臣自己并不真的认为夏姬就是灾女,他的这一断语仅仅是要吓唬公子侧,使他放弃娶夏姬的想法,以便自己从中插手。 
  

巫臣:贪色废使,爱美弃名(2)
与夏姬有关的几个人物的确未能善终,但他们的死亡并不都与夏姬有关。郑灵公子蛮是被郑国的大臣杀掉的,夏御叔的死因史书未载,陈灵公被射死罪有应得,夏征舒是楚国伐陈的牺牲品,不能把他们的死因全归于夏姬。世界上的人总会以各种原因死去,每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其生前都会发生许多相关人物死亡的事实,一个人的若干相关人物在一段时间内密集死亡的事肯定是常有的,如果该人是位女性,而且长得漂亮些,能够引起一些男性不能占有时的内心嫉妒,那她周围死亡了的人物就会被这些男性所统计和散布,她就会得到一个“灾女”的名声,夏姬正好就属于这种情况。 
  巫臣为夏姬美色所动,本想娶她为妻,无奈楚庄王和公子侧在前提出,他痛感所失,难以明言,于是以妨碍称霸劝阻了楚庄王,继而编出灾女之名吓退了公子侧,嫉妒的心理多少得到了些自慰。但因他已煞有介事地劝阻过别人,他自己也难于立即娶走了。等娶走夏姬的襄老战死后,巫臣才获得了了却心愿的机会。 
  巫臣在夏姬、郑国和楚王面前三方活动,为夏姬找借口离楚返郑,不久又为自己找下赴齐的使命,他抛弃了自己在楚国已经获得的地位、名声和难以携带的家产,顾不得君王使命的重托,路经郑国时,急不可耐地携走夏姬,逃到了楚国鞭长莫及的晋国重筑鹊巢,他是一位只要美人不要名的风流公子。 
  夏姬是一位轻浮、浪荡的女性,她个人丧夫夭子,磨难迭出,但却难以赢得人们更多的同情。漂亮的女人难免被权势男人视为玩物,而夏姬甘心充当这种玩物,并且反过来视权势男人为玩物,表现出了一种完全迥异的女性价值观。 
  

楚共王:明分公私,宽容叛臣
公元前589年,楚大夫巫臣为娶夏姬为妻,经过精心筹划,借出使齐国之机携带夏姬逃晋,废弃了共王的使命。《新序?杂事一》和《左传?成公二年》载,楚大夫公子侧准备将巫臣在楚的族人流放,为此去向共王请命说:“申公巫臣曾经劝谏先王(指共王之父楚庄王)不要收纳夏姬,现在他却废掉使命,携夏姬逃至晋国,他有欺先王之罪,请求将他的族人流放。”共王回答说:“巫臣为先王谋划则忠,为自己谋划则不忠。他对先王醇厚亲爱,对自己轻薄寡虑,没有什么罪过。”遂拒绝了公子侧的意见。 
  夏姬本是陈国大夫夏御叔的###,楚国灭陈时,楚庄王和公子侧先后准备娶走,均被巫臣找借口劝阻,尤其是,巫臣有意编造说夏姬是克亲的灾女,才使公子侧打消了娶走夏姬的念头。但时隔不久,巫臣竟不惜冒犯楚国之法,废掉使命而携夏姬叛逃晋国,这使公子侧顿时产生了受骗的感觉,由此又勾引起他失去所爱的嫉恨,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他寻找出一条并非捏造的罪名,请求楚共王给巫臣在楚国的族人以株连性惩罚。 
  楚共王对于贪色叛逃的大臣不会心无所恨,但他出乎意料地做出了宽容叛臣的决定。他把这一决定以机智的回答表达出来,既没有否认巫臣贪色逃晋的过错,又没有肯定其“欺骗先王”的大罪。楚共王的回答界限分明,是非明确,在效果上既婉辞了公子侧关于处罚巫臣族人的请求,达到了宽容叛臣的目的,同时又避免了给人们留下有罪不罚、亵渎国法的消极印象。 
  楚共王告诉公子侧:“巫臣为先王谋划则忠,为自己谋划则不忠。”这一回答的关键点是把巫臣的事君之事和为己之事严格地区分开来,其暗含的前提是,一个人只要事君尽忠,他个人私事如何处理是不必计较的,这就在承认巫臣贪色逃晋之事实的前提下,彻底排除了对其定罪的可能。楚共王还对公子侧讲,巫臣“对先王醇厚亲爱,对自己轻薄寡虑”,这样一说,巫臣非但没有罪过,似乎还成了一个爱君而忘我的少有的忠臣,公子侧至此再也难有话说了。 
  楚共王的回答无意间给了世人一条重要的提醒,即分析判断一个政治人物,应该把他的为国之事和为己之事区分开来,主要看他在为国之事上的立场、态度、能力和实绩,而不要过分考究其处理私事的枝末细节,应该“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列子?说符》中伯乐赞九方皋相马精技的感叹之语)这是一种比较科学、合理的识人之方。 
  楚共王决意宽容巫臣,是有自己深沉考虑的。巫臣是一位很有才智的人物,他逃楚居晋已成事实,其在楚的族人不会不被他所挂念,这一因素会使他永远不能全力事晋,但如果其族人受到楚国处罚,必然会把巫臣逼到全力事晋的道路上,这将给楚国带来莫大的不利。两相比较,还是不予处罚为上策。据《左传?成公七年》和《史记?晋世家》载,公元前584年,楚将子反(即公子侧)诛灭了巫臣的族人,巫臣闻讯后立即写信告诉子反说:“尔以谗慝贪婪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疲)于奔命以死。”于是他亲赴吴国,打通吴晋外交。教给吴人车战和列阵之法,并将儿子孤庸留于吴国,诱导吴国从侧翼攻楚,楚国自此出现了一个后方大患,不仅减削了北上争霸的势头,而且后来一度为吴国攻破。巫臣这种对楚报复的行为,也从反面说明了楚共王宽容决定的正确性。 
  公子侧认为巫臣的罪责是“欺先王”,其实楚共王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作为庄王当时的太子,他庆幸父王没有接纳夏姬,使自己的太子之位免受了可能发生的夏姬生子的威胁,他内心为此是感谢巫臣的,他不愿意让巫臣为此事而蒙罪。这一内心的隐情难以出口,因而用另一机智且极为得体的方式作了回答,.拒绝了对巫臣的定罪。 
  

谷阳:他名掩实,借汤献酒
《吕氏春秋?慎大览?权勋》、《韩非子?十过》、《韩非子?饰邪》、《史记?晋世家》和《说苑?敬慎》多处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楚共王和楚司马子反率大军于公元前575年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与晋军对阵。子反平常好酒贪杯,这次出战前楚共王反复劝戒之,并让其身边的侍臣予以配合。两军交战之初,双方各有胜败,形成了一种相持状态。这天晚上,子反在营帐中苦思制敌之策,久而不得,口渴求水。身边侍者谷阳见主帅愁思劳苦,有心为其消愁,于是端上黍酒。子反见酒一喜,忙问:“是酒吗?”谷阳怕身旁其他人知道真情,传给共王,故意回答说:“不是酒,是辣椒汤。”子反心会其意,接酒痛喝。他难以自制,一连喝了许多“汤”。谷阳在楚共王告诫过的许多侍者的眼皮底下,将被戒饮的黍酒大碗大碗地献给了子反。 
  谷阳献酒于子反,既违了君命,又误了征战。许多典籍记载此事,正是要以此说明“小忠,大忠之贼也”的道理。而我们这里仅仅注意的是谷阳在众人的监督之下能献酒于子反、“小忠”能够实现的计谋。 
  谷阳此计的要害在于借汤之名,献酒之实。任何具体实物都有其相应的名称,这一名称是约定俗成的,它与实物本身及其属性并没有本质的联系,谷阳正是在客观上利用了事物“名”和“实”的可分性,在嗜酒如命的子反需要借酒消愁时,向他送去了实实在在的酒,而为了“执行”楚王的戒酒之令,应付负责监督的侍者,却将献饮之物冠以“汤”的名义。子反对谷阳称酒为汤的做法心领神会,二人默契自成,心照不宣。这样,好酒我自痛饮,汤名应付他人。 
  周围诸侍者由于子反醉酒而全负了楚王之托,他们失误的要害在于认名为实,没有对所戒之物从实在的内容上予以监督检查,被谷阳假借的物名所蒙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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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御人:御途被阻,擒鹿显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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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国的宝弓是灵王赠送于人的,要再索还回来,实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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