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心智-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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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梦观念使晋文公不能理解此梦的内含之义，他心中恐慌，召大臣询问，事实上没有哪个大臣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但为了坚定文公的战楚信心，大臣狐偃向他解释说：“您面朝天表明晋国得到天助，楚君伏地向您请罪，他吮吸您的脑汁就是您可以使他驯服，这是一个很吉利的梦。”狐偃的解释在道理上牵强附会，难以服人，实际上只是对君主的一种鼓动策略。古代的任何梦观念都不可能对此梦做出稍微合理的解释。
子玉：城濮梦战，内怯外刚（2）
子玉的战前之梦及其对梦的态度，暴露了这位楚军指挥员内心怯懦、外显刚毅、盛气傲物而外强中干的隐深特点；晋文公的战前之梦则表明这位大国君主处战谨慎、恩怨分明和富于人情的性格特点。城濮之战最后以晋国胜利而结束，其实战前之梦已显示出了双方统帅的作战性格和心理素质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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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商臣：怠慢激将，诱测王意
《左传？文公元年》、《史记？楚世家》和《韩非子？内储说下》（统一中圆点）同时记载了楚太子商臣为察究君父的传位之意而采用的激将之计。楚成王早年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废掉商臣而立公子职为太子，商臣风闻此事，但难断真假。为了察知父王的确切意向，他与太傅（辅导太子的官）潘崇商议了一个计策。他们请来成王的宠妃江芈来东宫（太子所居之宫）享宴，宴间故意对其怠慢不敬，过分不恭，江妃大怒，拍案而起，大骂道：“贱东西！难怪君王要杀掉你，立公子职为太子！”言罢离去。商臣由此确知了君父的意向，先行举事，逼死了楚成王。
楚成王是否有废掉太子之意，只有他身边的几个亲近之人才会知道，而那些人绝不会将废掉太子之事告知即将被废掉的太子。太子商臣若询问他们，非但得不到真情，反而会传到成王耳中，引起更大的疑忌。于是商臣选取了激将探测的方式。
常见的激将法是针对那些自视英雄、又有实际能力的人，为了让他们下定干某件事的决心，首先故意对其进行羞辱贬损，利用其自尊的心理要求，促使他们自己下定做好该事的决心。商臣这里所用的激将法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激将的目的不是要让受激人干某件事，而是要探测其可能隐藏着的有关激将人前途命运的特殊秘密；激将的对象不是能干某事的人，而是某一秘密的知情人；同时，激将人和受激人不像在一般激将法中那样，双方的社会角色属上下关系或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下与上的关系。
太子商臣对上辈王妃江芈宴请而不恭敬，刺伤了江芈的自尊心，这位性情急躁的妃子出于报复，就把她所知道的君王废太子的至秘意向在怒骂中泄漏了出去。和常见的激将法不同，商臣的激将在性质上不是一种激励手段，而是一种利用手段，是一种诱测秘密的计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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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伯：一箭中鹿，礼退追兵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了楚国大将乐伯在仅剩一枝箭的情况下智退追兵、返回本营的计策。在晋楚两国大军相持的一场战役之前，乐伯受楚庄王之命，乘单车去晋营挑战，连杀晋卒数人后，乐伯徐徐退归，晋军见状，分路前来追赶。乐伯为了显示自己的手段，他拿出弓箭，故意左边射马，右边射人，使左右两路追兵都不能前进。晋将鲍癸领兵从正后面追来，乐伯一看，自己手头只剩下一枝箭了，这无论如何也难射退追兵，心里不免一惊。这时，恰好有一只小麋鹿在旁奔跑，乐伯灵机一动，一箭射中糜鹿之背，让随车之人将麋鹿拿去恭敬地献给晋将鲍癸说：“狩猎的时令还未到，咱们都吃不上野味，请将此献给您作为膳食。”鲍癸接受了礼物，劝阻部下说：“前面车上的人极能射箭，又懂得礼貌，都是非同一般的人。”遂不再追赶，乐伯于是平安回营。
对于晋兵的追赶，乐伯本有以箭射退的把握，但手头出乎意料地剩下了一枝箭，这枝箭即使射中晋将，也难遏止晋军的追赶，乐伯只会剩下束手待缚的结果。紧急关头，乐伯见景生计，他射麋相送，示敬拒敌。他通过射麋，既向晋将显示了自已的武艺手段，又显示了自己对追兵毫不介意的心理闲暇；这既是对追兵的威慑，又是对他们的心理征服。在显露了自己的手段后，乐伯送麋于敌，示以恭敬之礼，实是在暗示鲍癸：不是乐伯不能射杀晋兵，而是不愿射杀，惟求和好。乐伯是以示敬的手段弱化或消除与追兵的敌对状态。追兵不知乐伯仅剩一箭的窘情，心惧乐伯射艺，遂顺势接受了乐伯的敬意。
箭是用来射杀敌人的。乐伯在自己最需要箭的性命攸关之时，把最宝贵的一枝箭作了一反常态的使用，反倒遏止了追兵，死里逃生，真正是大勇中含有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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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庄王：陈国蓄多，断其易攻
陈国是一个毗邻楚国的小国。《吕氏春秋？似顺篇》和《说苑？权谋》记述说，楚庄王准备进攻陈国，派人前去察看陈国之情，使者回来汇报说：“陈国不能攻打。”庄王问及原因，使者回答说：“陈国城墙很高，河池很深，粮草积蓄很多。”楚庄王说：“陈国可以攻打。陈国只是一个小国，但储备却很多。储备多就说明赋税很重，赋税重则百姓怨恨君主；城墙高，河池深，说明民力已经疲惫。”于是楚庄王领兵攻陈，终于攻取了陈国。
楚国想攻打陈国，需要知道陈国的战争防御能力，但当了解到陈国城高、池深和蓄多的实情后，楚国对陈国的防御能力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估计：一种认为陈国的战争防御力极高，难以攻打；一种认为其防御力极弱，易于攻打。按说前一种估计是符合事物逻辑的，但楚庄王坚持按后一种估计去行事，竟然获得了事实上的成功，事情的结果促使人们对此进行深刻的思考。
城高、池深、蓄多是战争防御中重要的物质条件，对此谁也不能否认，但战争的防御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民心的和顺，这一条件在战争之前难于充分暴露，且缺乏可资衡量的客观指标，因而常被人们忽视，但就战争的本质讲，它比前一种条件更为重要。楚国所以对陈国的战争防御能力做出了两种相反的估计，就是因为侦探的使者仅仅看到了前一种物质条件，忽视了后一种条件，而楚庄王则更注重于其民心的和顺状况，他从陈国城高池深和蓄多的实情中判断出了其百姓负担的苛重，预料到了民心的不顺，他的估计更能抓住战争的本质，因而能经得起战争实践的检验。
楚庄王之后约三百年的思想家孟轲为此尖锐指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认为在战争中“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孟轲是立足于更一般的意义上谈论战争诸条件的比较，其思想和楚庄王是相通的。
一个国家可能不需要战争的进攻，但任何国家都需要战争的防御。楚庄王的分析从反面告诫人们，战争的防御需要物质条件，但战争的防御的重点应在于促使民心的和顺，且不可以伤害民心为代价而强求换取超过国力负荷的某种物质条件。人们应该常常注意一种事物反面因素的存在和作用。
楚庄王：臣不超己，退朝而忧
战国时的吴起一度在魏武侯手下为臣。《吴子？图国》和《新序？杂事》中记载，魏武侯与群臣谋划事情，群臣都赶不上他，武侯退朝后面有喜色，吴起于是对他讲了春秋霸主楚庄王的一件事情。
楚庄王曾经与群臣谋划事情，群臣都赶不上他，他退朝后面露忧色。大臣申公问他为何面有忧色，楚庄王回答说：“我曾听说，每一世代都有圣人，每一国家都有贤才。能得到圣贤为师的人，才能为王；能得到圣贤为友的人，才能称霸。现在我本人才能不高，群臣反而没有能赶上我的，楚国恐怕危险啦！”
讲完这一事情，吴起接着对魏武侯说：“在楚庄王感到担忧的地方，您却很喜悦，我私下感到不安。”魏武侯于是面露惭愧之色。
君主和臣下都是所谓“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语）的人物，客观上总有一个才能的高下比较。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说来，或者是君主的才能高些，或者是臣下的才能高些。在君主才能高于臣下才能的时候，魏武侯一类君主感到非常得意，而楚庄王一类君主却感到非常忧虑，这两种不同的心境反映着两类君主不同的认识观。
在魏武侯看来，当臣下赶不上自己的时候，正好衬托出了自己才智的高超，正好表明了君主所以成为君主的理所当然性。这种情况不仅满足了他自矜自尊的心理需要，而且使他免除了对臣下恃才谋篡的担忧，因而他感到庆幸。但在楚庄王看来，当臣下赶不上自己的时候，正好表明了自己身边人才的缺乏，表明了国家的空虚，这种情况满足不了他称霸天下的客观需要，甚至还可能危及自己国家的生存，因而他感到焦虑不安。两种相反的认识看来都有各自得以成立的理由。
魏武侯和楚庄王都是一国之君，把君主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们就会发现，君主这一社会角色的成功与否，关键是看他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是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高明的君主总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毫不转移地投放于国家事业上，国家事业的长足发展才是他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从这一角度来审查，魏武侯的认识观背离了君主的角色要求，他追求的仅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心理需要；而楚庄王的认识观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正是在这里，才见了两位君主才智的高下，而这种高下也已得到了历史的证实。
事实上，君主和臣下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社会对他们双方有着不同的要求。君主所应有的才能，主要不在于对具体事情的谋划，而在于调动和裁定群臣的谋划。一个君主，如果他拥有才能出众的臣下，并且善于驾驭臣下，他所追求的事业就有无限的生机。
魏武侯在具体事情的谋划上也许真的比群臣高明些，但他仅仅看到了个人才智高明的一面，却未看到手下人才缺乏的一面，表现了一位君主个人注意力的偏差，吴起以楚王的事情相提醒，他转喜为愧，表明了他尚未失掉知错而悔的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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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庄王：谎称“神箭”，诈言稳军
《左传’？宣公四年》记载了楚庄王在危急关头编造假言以安定军心的计策。庄王执政时，令尹斗越椒反叛，庄王率领军队，与斗越椒战于皋浒之地，他亲自出战，击鼓督军。斗越椒远远望见，弯弓射来一箭，那箭飞过车辕，穿过鼓架，扎于铜钲之上。庄王急令避箭时，斗越椒射来第二箭，这枝箭飞过车辕，穿透了车盖。庄王军队在一片惊慌气氛中退却。休战后，士兵们拔下斗越椒射来的两枝箭观看，但见其特别长大，锋利无比，见之者个个吐舌。庄王见士卒对斗越椒的“神箭”很恐惧，于是心生一计，他让夜间巡视军队的人对大家说：“我们的先君文王当年攻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