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的太阳-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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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把笼子弄破，蝈蝈跑出来，我追捕到马路上，也没有捕到。结果，只好看着空笼子发呆。那时，那一带的马路上，不仅没有车辆，几乎连行人都很少有。家人回来，看见我傻看空笼子的样子就问我蝈蝈呢，我说让我弄丢了。我怕家人责怪，还显出很害怕的样子。家人却笑了。我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
在我家的北面，都是一些高大的房子。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工厂的厂房。恰恰是冬天，都从那边刮来一些风。我就误以为风是从那些大屋子里出来的。因此，我就把那些屋子叫“风屋”。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从来也不敢到那些屋子跟前去。可笑的是这样的想法一直到上小学一年级都还没有改变过。只是从来没有和谁说过，单单自己这样想而已。我不知道把风当作从“风屋”里出来的怪念头别人是否有过。可后来即使我长大了，回想起来；也对自己曾经那样害怕“风屋”的念头感觉很好玩；怎么一个孩子能那样想象呢？
那时候，不只是我有古怪的想法，我们一般大的孩子都傻得出奇。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受过什么学前教育。大人们都把孩子当小鸡样撒到马路上养。我们在一起做一些当时孩子玩的游戏：打老婆（陀螺），跳方，还有什么“打金鼓，吹洋号，问问阎王要不要”的无名堂的游戏。实际上是“出殡”的游戏。只是我们并不知道那是出殡，也不知道出殡是什么事情。有些游戏也很荒唐。比如”编牢狱”。我们唱：”编牢狱；编牢狱；成天到晚编牢狱；编个好朋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儿歌游？这都是无法考究的。不过，在那里居住的时候，后来却也看到过一次很大的真正的出殡。那是从我以为的“风屋”那边来的，而且是相当大的一次出殡。以至于后来读到<；斯巴达克思>；的时候；又联想起那次出殡的盛况。
那是晚上，也许要到当时的五路大庙里（这些早已经没有了，那庙的所在地是现在的小学）去祭奠，我清楚记得最前面是举黄灯笼的队伍。那黄灯笼是在后来的电影里的官宦人家出殡才能看到的。光那黄灯笼队，就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看的人多；我都被挤到路边墙上过。再后面的队伍都是举着白色飘摇的纸旗帜（实际上是幡）；那样的队伍也很长；再就是举纸人纸马的。那时侯，看着纸人，还感觉很好看。。之后都是什么阵势；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当时也并不明白，那就是为了死去的人举行的盛典，只觉得很有看头。尤其是那些黄灯笼，给人的感觉很特别，也很神秘。但是，我不久就明白了，那是很有钱的人家，才能做到的。但我对那穿白色孝衣的印象却不好。我感觉那样子太不好看，也害怕。以至于后来吃面条，竟都害怕。看着那面条，就联想起那出殡人举的幡上的白飘带和孝服上的白飘带。家里人问我为什么不敢吃面条。我没法说，就说怕虫子。这种说法；是我随口编出来的。真实的想法；我隐瞒了任何人。也许那就是我能够追忆到的第一次编谎。正因为这样一次无意识的编谎的成功，可能才有了后来的无缘无故地多次编谎。
自然，后来我研究幼儿教育的时候，回想起自己当年的体验，就更加理解幼儿最初说谎的秘密——完全是一种创造性的联想。许多家长都不理解；误以为孩子天生爱撒谎。小孩子这个时候的所谓撒谎，其实是无意识的，而且自己根本不知道那就是撒谎。我相信，有无数的这样的想象力，就被家长当作撒谎给全部扼杀了。
当路玉如此专心阅读的时候，在绿岛中心医院的急诊室里，莫名还一直处于昏迷中。医生正在为其供氧，输液。但是，医生似乎还没有查明白他的病症，正在继续做检查。
实际上，莫名是处于一种自己还在思维，但完全与体外隔绝的状态中。他似乎知道自己进了医院，而且也知道自己是在一次演讲中突然倒下，被送往医院的。他在想，自己准备讲什么呢？哦，讨论他的作品，那部传说在国外得了奖的作品。是的，那是他真正倾心写作的第一部作品。那也是他认为真正写出生活的最真实的作品。为了追求这个真实，他曾经走过多少弯路呢？他曾经几度想写自己目睹和体验的真实，但是许久以来都是不被允许的。那曾经被叫作“*实论”，是被认为错误的写作思潮。而且，他自己也一度以为是无法写进文艺作品的。自己也曾幼稚地想塑造一个革命的，红色的少年的成长道路，那些想法与构思，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可笑呀！少年，少年，多么美好的字眼，怎么能够表现出一个完全真实的少年生活的情景呢？自己做得到底是怎样呢？
许久以来，他都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他非常欣赏巴尔扎克说的，做人生的书记官。他自己知道没有能力一气呵成，写出一个整个的人生戏剧，他想从少年开始，一部分一部分地完成。他以为少年是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它不仅关系人生的全部，而且往往因为少年时期的朦胧而被人们忽略，所以写出真实的少年的作品并不多见。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生活的书记官，哪怕只是少年时期的呢！
（1）
“那个时代离开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果不是莫名能够细致，这样真实的描绘，我们真是一无所知啊！历史真是需要这样的笔触来记录的。”路玉读到这里，心里想，“许多人去编造一些虚无玄幻的故事，却不肯面对真实的生活，实在是大错特错。莫名先生的激动，愤恨是有原因的。”
3饼子●高跷●跑旱船
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我的上学竟然与“饼子”有很大的干系。
推算起来，应当是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一年，我上的小学。可实际上，我本应该在上一个年头就进入学堂的。偏偏我落了榜。或许你要问：莫非上小学也要考试吗？不错，在那段历史上，真有过那么一次独特的考试，我便是那次考试的落榜者。我真担心我是那一次考试的唯一落榜生。因为像我那么愚笨而执拗的实在是罕见。
也还是在瑞云路住的时候。那天，要去报名上学。是哥哥领我出了家门，走过十几条马路，到大成路的六路小学的分校报名。一路上，哥都在不住地“预考”我：
“家里几口人？”
“五口。”
“怎么成五口了？”
“就是五口嘛！爷爷，爹……”
“爷爷不回老家了吗？”
“回老家，就不是咱家的人了吗？”
“谁说的？行了；反正不用算。再说！几口人？”
“那就，四口？”
“什么‘那就’？就是四口嘛！记住了？”
“哦——”
“说！哪四口人？”
“爹，妈，你，我…。。”
“我是谁？”
“你是哥啊！”
“那，就不许说‘你’，只能说，哥……”
“为什么？”
“人家问你，你回答说，爹，妈，你；这个‘你’不就成考官了吗？”
我有些糊涂，哥却急了：“反正问哪几口人，你就说，爹，妈，哥，和你……”
“不是说，不能说你吗？”
“哎，我说的‘你’，是指你，你要说我！”哥气得用指头戳我鼻子。
我忍着，不让眼泪掉出来。哥歪头看我一眼，好像很无奈地又开新的一“课”：
“家里每天吃什么饭？”
“馒头，菜！”
“不行，说吃饼子，苞米饼子……”
“不对呀！”我惊奇地看着哥，心里话，妈不叫说瞎话呀…。。
哥已经没有耐性再教我这个执拗的“学生”了，他厉声说，叫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别支声了……
结果问题就出在这里。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落榜”的真正原因。据说，当时的政策是尽量让穷人的孩子优先入学，因为当时刚入城还是实行军事管制阶段，连新中国的户籍都未建立好，更不用说档案了，谁家什么出身成分都还无法调查。于是，不知哪一位聪明的干部想出问孩子的一个“巧办法”。那时的孩子原是不大敢撒谎的，所以这应当算“妙着”。但不出半天，家长也就想出了对策。我父亲就是学了别的家长的高招把这一套口授给了我哥。我哥偏偏不耐烦教我。所以；我竟赌气不听哥的。当口试到我那里的时候，果然也问了哥问过的话。我突然觉得哥不对，照他那么说不成了说瞎话了？于是，我说：吃馒头，菜。什么菜？不知道，有绿菜（我连吃过的各种绿色蔬菜的名字该叫什么都不知道，可见多么“愚笨”），白菜，大肉……那年月，能否吃上馒头，成了“穷”与“富”的重要标志。于是我就因为说了真话落了榜。家里人没责怪我，那大概是因为家里人也知道我始终都不明白自己有什么过错的缘故，他们也不愿意再把那层虽然已经失去意义的窗户纸再戳破。实在说，家里人也无法责怪我。说真话能算错吗？第二年，似乎不再有什么口试，我也记不得又经过哪些程序就入了学。反正那一套是没有了。
那时，显然人们还绝对没有托关系的意念，否则我也不会晚上一年学的。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当时那个学校的校长就是我家的同乡人。那是大人们说起哥上学挨打的事儿时，我才得知身为当时那所学校校长的李二叔解放前就当老师，妈（我的妈）说，李二叔曾把哥的手打得肿得跟馒头似的。我想象到像馒头的手是什么模样，就十分害怕上学。尤其我自小就被当成小鸡样撒在马路放养。自然，就不愿离开蛮有情趣的马路的。那时的马路依然是真正的马路，我还记得六七岁时随妈乘马车到永安戏院看戏的情景。那马车站就在现在的台东邮电局那里。跑马车是很迷人的，你听着马蹄有节奏地敲响路面，感觉很好玩。被叫作“马路”的土路，给我留下的是许多难以忘怀的乐趣。我对马路上的生活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所以后来看到一部电影叫<；马路天使>；也特别喜欢；以至于跟人家爬墙跳进电影院里看过。那是年级时候；因为慈光电影院还有木头栅栏。班里一个姓乔的同学同学带我们去那样做过的。
很久以来，我家住的那一带还显得很偏僻。有时一整天都不见一个两个人走过，更不用说有车辆了。也许这就是家长敢于在马路上“放养”我的原因。我常常在门前和邻居的孩子玩，那时绿岛的路大都还是土的，我们不是挖沙就是弄土。我在一篇散文里回忆过那种美好的儿时情趣。那是对泥土的情趣。什么藏东西，埋宝贝了，挖小孔了，尤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