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演义-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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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看别个氏族的起源：
禹，无父母，生于石纽（一说禹父是鲧）。禹的儿子启生于石人，也等于无父母。
稷，周的第一代。稷的母亲叫做姜源（第一代为什么不是姜源？可知稷是父系的第一代）。姜源也是帝喾的“妃”，姜源却是因为踩了一个大脚印有孕生下了稷。
上面乱七八糟的关系怎样解释？是胡说编造吗？当然不是。当我们应用氏族学说，回到氏族时代的实际中，这其中的关系就清楚了。
周以后，有了姓氏，于是有了“生”的关系。在商和商以前，商祖先的时代没有姓氏，只有氏族。商史是在周，春秋时代整理的，史记的作者根据战国时的资料。到了周时，娀和狄被认为是北方的异族。周人不能理解殷的祖先为什么是狄和娀，不能理解“姓氏（生）以外的社会关系”为狄增加了一个简字，为娀增加了一个有字将娀加了个女旁，以示女性。
禹，商，周都是古中华的大氏族，历史极其悠久，可以追溯到社会的早期。而语言的记录和传递几乎与社会一样长。在社会的早期，没有人名，只有分支始族的名，动物名，植物名，崇拜名和巫祠名。这些名字流传了下来，就是始族起源的名字。契，狄，娀，喾，禹，稷，就是这样的名字。但是，古人没有关于氏族的认识，不能知道中华起源。古人不能超越“神造人”的界限：契是大商人的第一代，而喾则是一位神。周春秋时，“朴素的唯物论”思潮涤荡着神思想。喾这位远古时代的崇拜重新回到人间。古人赋予喾有四妃的人格。古人用“喾有四妃”为商，周起源重新作了解释。喾有四妃说在周春秋时很流行，以致司马迁将它当作资料收集进史记。
说到这里，事情已经清楚了。如果我们再深入的想一想，再问一问：古人怎么会出这么大的（神喾造人的）误解？古人当真相信不是父亲的父亲，不是妻子的妻子么？这里有一个语言变迁问题。原来古汉语时期的词汇没有今天汉语这么丰富，这么精密。在今天汉语，生，意生育，生长。妃，意妻子（皇妃，王妃）。但是，在古汉语不是这样。生字有起源，出现一些意思。而妃字一定不是妻子。因为在喾时代是母系制，喾是一位神（崇拜），因此，一定没有“妻”的关系，那么，“妃”字一定是表达了别一种关系。别一种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读者是聪明的，一定想像出来。
我们知道，始族的首领是母亲，始族是女子世界。巫祠的巫是男子，巫祠是男子世界。众多的母系始族由巫祠维系着，这样就形成了始族时代的婚姻关系。我们还知道，喾是著名的巫祠崇拜。始族与巫祠的婚姻关系就不能不罩上神的氛围。喾有四妃说向我们揭示了，（高辛）巫祠的喾崇拜传播到了很大的范围，周，商，尧，挚（可能是黄淮氏族的古名）四支氏族的祖先都在喾崇拜的范围。这就是周春秋时代出现四妃说的原因。周春秋时代的古人对这一层关系十分清楚。妃就是这一层关系的语言。只是后人将妃字挪作他用，引出来误会。（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妃字仍打着非婚生的印记。）
我们从大商角度来探索：大商人并不是由一个单纯的始族，而是由多个始族汇合起来。不同始族的巫祠崇拜不同，由此，不同始族的起源祖先也就不同。在契氏族的祖先中，有喾祖先，有娀祖先，有狄祖先，有玄鸟传说，等等。不同始族汇合起契氏族以后，就有了丰富多彩的起源祖先。契氏族的始族汇合过程在黄河北岸的安阳地区完成。
走进古河道
书接前言。就在契氏族徘徊迁徙的时候，地貌的变迁给了发展的机会。在安阳以南地区；黄河主河道形成，在主河道和废河道中间出现了干爽的土地。干爽的土地向东连接到山东丘陵，叫作古河道地区。契氏族走进了古河道。这个时候的古河道是一片荒原，就象江南水乡那样河网密布。这里鸟飞兽走，荒草繁茂，人迹稀少。几百人的契氏族人淹没在荒原里。契人的首领选中一块地方，住下来，小心的扩展领地的范围。
契氏族从黄河的北岸经由安阳，向南进入古河道。进入古河道的契氏族人口并不多，而且分布在黄河的南岸。从契氏族的领地向南是大片的炎人的领地，向西是大片的蚩尤人的领地。蚩尤人在考古上叫作大汶口人。在契氏族进入古河道以后，先后有冥，振，微几支氏族也进入了古河道。
初到古河道的契人不过是从安阳地区分支出来的始族群，母亲群，采集群。契人找到定居的地方，住下来。从考古知道，在安阳地区早到公元前四千四百年就有了对巫师的崇拜。契人也将这种对巫师的崇拜建立起来，这是一些巫祠。可以说，商社会从商巫祠开始。巫祠实际上是商社会的政权机关。契人与大汶口人为邻，大汶口人与契人同是山顶洞人的后代。海水入浸的时期，大汶口人的祖先停留在水湿土地上，向南，到达了山东，叫做东山经人。契氏族时期，大汶口人还在始族阶段。他们只有始族巫，始族巫是始族和村落内部的巫，没有巫祠。从生产方面看，契氏族已经开始了人工生产，古河道的土著还停滞在采集阶段。
在公元前四千年契氏族不过是几百个娀狄始族中的一个，契氏族能够成就千年的大商事业，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生产氏族”。在天然的食物严重枯竭的时期，率先实现了人工生产，走出饥饿。
契人来到古河道地区，这里是大片的荒草地和水草地，食草动物在荒草间出没，可吃的食物不是很多。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秦汉时的匈奴人唱的歌，契时的古河道也象这个样子。在今天的大草原上，牧草连小腿也盖不上。
契人带来了猪和狗。这是二种最先饲养的动物。从出土的遗物看，先是狗多，后是猪多。羊少，鸡少，在早期，没有马和牛。契人崇拜猪神。猪不是放牧动物，直到今天，猪仍不适宜放牧。契人用木耒挖出壕沟，围起一块土地，将猪，羊，鸡放进去。契人只能用这样的方法防止野兽的袭击和动物的逃逸。在猪，羊吃光了野草的土地上，契人便撒上粟的种子。一块一块的粟田就这样的开发出来。
契人有挖土的工具木耒。木耒是一块木板，为了能伸进土中去，便在木板的中间去掉一块，做成了木叉一样的东西。契人使用用石和蚌壳做成的镰，用来收取粟穗，还有去掉粟皮用的石磨一类的工具。这些工具土著人都没有。
从人工生产开始，就发生了生产的分工，出现了生产的组织者和生产者。一定是这样，不这样，社会的生产就不能进行。在今天，生产者和组织者以个人为单位，在契时代不是这样，而是以“族”为单位，叫做贵族和依附氏族。在政权以前，这种关系表现为纯生产的关系。
土著人使用始族和村落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流通的范围很狭小，人们不得不用手势来补充。契人的语言要丰富得多，使用的范围也很大。对契人的语言，凡是来自太行山的人都会说，都听得懂。契人说话不加手势，十分的流利。说到语言，就不能不说娀狄人的巫文化。从磁山到濮阳，地下的遗址显示了高度发育的巫文化。娀狄人的巫文化超前了一个时代。所有这些对古河道的土著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契氏族的优势，还表现在巫祠的高度的组织能力。读者还能够记得，娀狄人在母亲始族时期，走出母亲始族的成年男子集合在巫祠的组织中。这是一支组织起来的力量。这一支力量对于开发古河道地区（的人工生产）发挥了优势的作用。
契人的到来，改变了土著的生活方式。一些人愿意到契人这边来，给契人打工。不再漫山遍野的去拣食，又一些人开始建立起自己语言的巫祠。土著语言的巫祠被契人称作蚩尤，九黎，三苗，等等。契人与土著的关系表现了二种习俗，二个发展阶段。太行语在古河道普及起来，代替了土著语。古河道契人使用的语言叫做古汉语。古汉语的形成打下了汉语的基础。如果从古汉语算作汉语的开始，汉语的连续的历史不少于6千年。
契人到古河道时，已经进入氏族阶段，土著还停留在始族阶段。因为土著向契人的依附，契氏族包括了商氏族和依附氏族两种成分，开始了依附的生产关系。古河道的生产还是很低下的，但是，有了依附生产，生产的剩余能够积蓄起来。这些积累能够供养巫祠的存在和发展。我们看不到古河道地区的人工生产，看不到依附生产的积累，但是能够看到巫文化。史诗时代的巫文化便是对古河道人工生产的反映。在契氏族时期（史诗时期，古汉语时期），古河道走在了社会进程的前面。
据史记记载，从契到汤有过“都的八迁”。实际上，这是大商祖先的分支后代。
贵族关系建立了起来，氏族关系向贵族关系转变，发生了社会关系的“飞跃”。这是千年的人工生产发生的生产关系的转变：新的生产关系从旧的氏族关系破茧而出，贵族的生产关系在商殷地区普遍建立起来。新的生产关系诞生在古河道土地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大商的大一定大在这里。贵族关系存在到春秋的晚期，在大商时代度过了它的辉煌岁月，春秋学者充当了文化总结者的角色。
在契人的领地，依附的氏族为商族生产。这是怎样的生产？有管理的，有生产的，生产的运动实现了。实际的情况并不这样轻松。经济的（生产）运动不同于政治的运动，不同于文化的运动。经济的运动经历着更加严重的困难。由商族组织起来的生产还很软弱。气候的变化（灾荒），管理的能力，家畜的瘟疫死亡，与依附氏族的关系，等等。一下子压在了商族的头上。契人（的首领）就不得不求得巫祠的支持。商族与巫祠的关系差不多存在到商时代，存在到商氏族成长为独立的生产氏族。
生产的组织者，商族对巫祠的依赖是大商的特征，打开大商的历史，我们看不到对商族的讲述，看到的是一部巫祠的历史，看到的是帝的故事。说明从事人工生产的契人还处于很软弱的时期。契氏族，依附氏族，巫祠几乎是相依相伴的整体。
从巫祠到生产氏族
前文说到公元前3千年巫祠文化达到了高峰时期，先后出现了5个巫文化的中心地区。这5个中心是：渭河上游的秦安中心，渭河下游的华山中心，伊洛的负中心，古河道的安阳中心和渤海岸的红山文化中心。秦安中心留下了秦安建筑遗址。华山中心发源了女娲崇拜，整理了昆仑巫文化。负中心起源了伏羲崇拜，接受了禹崇拜。安阳中心在整理山海经工程的同时进行殷墟的建设。红山中心出土了神庙和祭坛的遗址。
本文探索古河道地区从巫祠向生产氏族转化的过程。
前文说到，契氏族，依附氏族和巫祠是相依相伴的总体。随着人工生产的发展，契氏族从巫祠独立出来。独立出来的契氏族独立的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生产的积累不再集中到巫祠而是由氏族自己支配。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因为生产关系的转变，支配地位的巫祠转变为契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