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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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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租界的发展,辖区内的治安逐渐成为一个问题。为了躲避太平天国的战乱,许多来自内地和南方的逃难者涌入租界。各种治安事件时有发生。按照条约规定,租界仍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仍然保有在租界地区的主权。这个规定在确保中国主权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应该承担维护租界安全和秩序的任务。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把维持租界的治安和秩序看作是自己的法定职责。他们对此并不关心。于是,租界的外国人自己承担起了维持治安的任务。这种局面持续的结果就是中国政府最终在事实上失去了租界地区的主权。
  为了维持租界的秩序,保护租地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1856年,法国领事爱棠设立了一个“巡捕房”,用来执行警察的职能。巡捕房招聘了几个欧洲人,在法租界巡逻。由于租地人自愿捐助的费用中并没有这一项。因此,巡捕房所需的费用只好主要由爱棠垫付。
  时间一长,爱棠就感到无力承担这种费用。他需要召开租地人商议,讨论一下怎样解决市政建设和巡捕房的各项费用。于是,就召开了本文开头的租地人会议。
  在会议上,爱棠报告了他为市政建设和巡捕房垫付的资金数目和开支清单,要求租地人把这笔钱还给领事馆。对于市政建设的费用,租地人没有意见,愿意偿还。但是,在巡捕房的费用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一个租地人说,巡捕房没什么用处。租地人自己都有看夜人,而且已经支付了费用。另一个人补充说,他自己已经雇用了三个人看守自己的产业,因此根本不需要额外的保护。第三个人则说,他的地产周围都有围墙,既不需要自己雇用看守,更不需要什么巡捕房。
  结论是,巡捕房是多余的,即没有什么用处,又费用昂贵。大家对之没有什么兴趣。不过,领事馆先行垫付的资金的确应该被偿还。有人提出,那些在租界内拥有仓库和洋行的人才是从安全保护中得到利益的人,因此,应该由他们来分摊这笔费用。至于一般的住宅,不应该承担这方面的费用。
  经过讨论,最终租地人达成一致意见,由所有在租界内拥有房地产的人分摊领事馆先期垫付的费用。至于巡捕房,目前并不需要,所以也没必要继续维持。如果以后有人感到需要,另行商议。对于市政建设,大家倒是意见一致,同意成立道路管理委员会。同时,会议确认,修建道路的费用以后均由租界内全体租地人按产业价值纳税支付。
  由于形成了上述决议,这次租地人会议实际上就是一次租界纳税人会议。会议的决议就是纳税人和政府之间就公共开支和税收达成的协议,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宪法。根据这个基于各方自愿的协议,从此以后,租地人开始承担税收的义务,而公共开支的种类和数额也被正式规定下来。
  会议结束以后,由于没有得到纳税人的同意,领事爱棠只得有些沮丧地解散了他一手创立的巡捕房。
  纳税人会议标志着法租界正式行政管理组织的形成,同时,具有法租界特色的租地人和领事之间的关系也确立下来。此后,法租界的市政建设和中外之间的贸易不断发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古代中国(14)
但是,维护地区的安全总还是一件必须解决的事情。如果说,在租界创立初期,居民还可以凭借自己的个人力量实施安全保护,那么,随着租界的日益发展以及外来人员数量的迅速扩大,涉及治安的事务越来越繁杂,依旧由个人分别承担自己的安全保护就逐渐显得力不从心了,相反,由市政当局统一提供安全服务所具有的成本优势逐渐明显。另外,这时太平天国运动的声势也越来越大,紧邻上海的江浙一带出现了饥荒等社会动荡因素,于是,公共治安组织,也就是巡捕房的设立再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857年12月初,法国领事召开了租地人会议,讨论设立巡捕*宜。在会上,租地人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一些人同意设立巡捕房,但另一些人则坚持年初会议上的意见,认为没有必要设立巡捕房,也不愿意为此承担额外的税款。会议并没有形成最后的决议,只是决定先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准备关于巡捕房问题的报告,作为大家以后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基础。
  同年12月22日,再一次召开租地人会议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会议的记录没有保留下来,但是看来这次会议通过了设立巡捕房的提议。因为在第二年初的报纸上可以找到一些提到了“法国巡捕房”的报道,可见巡捕房已经建立起来了。1859年,巡捕房的组织进一步完善和正规,设置了总巡以及警务法庭。
  法租界的这段历史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类似于政府初创时期的状态。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本源在这里表现得更为清晰和直接,比如税收问题。对于政府收税,人们往往认为是天经地义。“不收税,皇上吃什么?”这是传统中国民间对税收的基本认识。这样看待税收实际上是一种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驯顺态度——既然做了人家的小民,就只好老老实实地交钱,供养各位高高在上的老爷。而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制度对税收的认识与此完全不同。现代政治观念认为,税收是人民用来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支出。从根本上来说,人们交税和他们在市场中购买某种商品或服务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假设没有政府,这时人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为此,要花钱购买武器,修建高高的院墙,雇用私人保镖,等等。这些花费可不是小数目。可是,如果某个地区的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出资建立一支保安力量,保卫大家的安全,这样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保安费用就会低得多。公共服务和许多商品劳务一样,具有规模效应。这个具有规模优势的集体保安力量就是政府。
  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政府都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所以,上述对税收的分析往往只能是逻辑上的。而法租界的历史则提供了历史的真实。法租界建立之初,除了外部有条约保护以外,内部基本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这时,个人的安全是靠个人自己投资保护的。当租界的发展还不充分时,个人自己投资保护安全是合算的。所以,这时建立公共保安机构——巡捕房的建议就得不到人们的支持。人们更愿意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但是,当租界实现了一定的发展以后,公共保安机构的成本优势就开始显现出来了。这时,人们如果转而以纳税的形式供养一个公共保安机构,将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充分的安全保障。于是,巡捕房也就自然而然为人们所接受了。

古代中国(15)
税收问题看起来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它仍然是一个经济问题,适用于成本收益比较,并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现代文明社会的政府都承认这一点,并根据成本收益比较的结果确定税收的范围和数额。只有那些非文明社会的政府,才故意把税收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将其描绘成所谓的公民神圣义务,主张人民不假思索地接受他们制定的所有税收方案。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为了掩盖其掠夺社会的本质。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其实是十分不明智的,只能使得税收的政治意义更加突出,使得围绕着税收的社会问题更加尖锐和难以调和。必须牢记的一点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税收体系,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政治。
  汇丰银行——一个中国的故事
  简单的商品买卖业务,即使在制度条件严重缺失的条件下,也有可能成功进行,而高度依赖信用、交易周期很长的银行业,则必须在足够的制度条件下才会出现和发展。而一旦制度条件成熟到可以发育出健全的银行体系,那就标志着市场体制达到了相当的完善和成熟程度。
  2007年4月2日,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正式开始对外营业。这家外资银行开始真正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顾客,汇丰提出的宣传口号是:“从来不曾远离,从此离你更近”。了解汇丰历史的人对这个口号中的深意会更加理解。实际上,汇丰银行和中国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不曾远离”。这个世界级金融巨头的成长和发展其实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如果汇丰银行直接使用它的全名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意识到它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这看起来完全是一家中国银行的名字嘛。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汇丰虽然属于英资银行,但成立时却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银行——在中国成立,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面向中国的贸易活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放贸易口岸。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逐渐展开。西方人在中国建立起了若干洋行,也就是商业公司进行贸易活动。到了19世纪60年代,有几家洋行的规模已经颇为可观,比如英国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等等。
  洋行经营的国际贸易对金融服务有着大量的需求。在诸如国际汇兑、放贷、贴现、结算等等环节,商人们都需要金融机构的协助。没有专业的金融服务,完全依靠商人的自有资本和现金交易的方式来进行国际贸易,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外贸易的早期,金融业务一般由主要的大洋行,比如怡和和旗昌来兼营,另外,一些总部在英国和印度的银行也在香港做一些金融业务,比如汇理银行、渣打银行等等。但这些银行的重心并不在香港,因此,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并不能完全满足贸易的需要。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种金融服务的欠缺状况已经越来越明显。
  在印度的英国商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商业机会。孟买的一些英国商人开始筹建面向中国市场的“中国皇家银行”。这个消息传到香港以后,引起了另一个英国人的注意。这个英国人就是汇丰银行的主要发起人苏石兰(Thomas Sutheland)。当时,苏石兰是著名的大英轮船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已经在港工作了十多年。由于大英轮船公司的声望和他本人的资历,苏石兰在香港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号召力。

古代中国(16)
几个月以前,苏石兰偶然读到了一些关于银行业务的文章,由此对经营银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认为,如果机会合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据苏格兰原则在中国开办一家银行”。现在,“中国皇家银行”就要创立的消息看来正创造出了这种合适的机会。苏石兰决心抢先开办一家他们自己的银行。
  所谓“他们自己”,指的就是在香港和日益兴盛的上海等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洋行中的商人们。苏石兰也是其中的一员。苏石兰要创办一家为洋行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以满足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
  苏石兰很快写出了银行成立的计划书,资本金是500万港元。他拿着计划书走遍了香港的主要大洋行,希望得到这些洋行的支持。绝大多数有名的洋行都欣然同意入股。所需资金很快募足。随后来到香港募集资本金的“中国皇家银行”只落得了铩羽而归,黯然收场。
  1864年8月6日,汇丰银行召开了由多家洋行参加的临时委员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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