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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民国总统的岁月-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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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经张、曹的几番争执,双方总算达成一个协议,决定总理一职暂由以为是自己人的靳云鹏担任,因为靳云鹏既是张作霖的女儿亲家,又是曹锟的把兄弟,这样谁也不会吃亏。

  但事与愿违,夹在两大势力中间的靳云鹏怎么也做不到绝对均衡,总是受到张、曹的指责和两头不能讨好的局面。即便如此,未完全控制北京政府的张、曹依然步步逼人,要倒靳云鹏的阁。这里,已没有亲戚之亲,更没有义气之义,无奈之中,两头受气的内阁总理靳云鹏,不得不予1921年12月17日宣布内阁集体辞职。

  此时的双方处于“和平”时期,因此双方尚能坐下来商讨重组内阁的问题。这次,张作霖要推荐的是原来袁世凯的秘书长,亲日派梁士诒,曹锟起初不同意,但最终未经得起梁士诒的手腕的###,答应可让他干一下试试,但由于有东北王张大帅的拍胸担保,梁士诒总算如愿以偿了。

  新组阁的梁士诒实为亲日派的奉系内阁,他处处偏袒张作霖,对直系则虚搪塞敷衍,使得在梁内阁中,“张(作霖)的发言权高到极点,直系在中央的地位下降”。这种待遇,曹吴哪能受得了。于是,曹锟和吴佩孚趁着梁士诒大肆出卖中国主权而遭到全国人民的不满这一有利时机,密电联络直系的各省督军,发起了一场声讨梁士诒的“电报战”,曹吴在电报中大骂梁及其卖国政策,弄得梁内阁不得安宁。不仅如此,吴佩孚还联络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湖北、江西六省督军及省长联名上书徐世昌,要求将梁士诒免职,更厉害的是,湖北督军莦耀南甚至要驱梁及湘、鄂直军北上。在这一强烈攻势下,梁士诒终于借“请假”之名,在1922年1月23日到天津躲了起来。

  面对直系的这种行为,张大帅岂甘袖手旁观?“绿林”出身的他,一开口“便要为民请命”,也就是要动武了。到这时,双方经由“口舌之争”再到战场上兵戎相见,已是势不可免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双方再次发动一场“通电战”。张大帅要扫除和平统一障碍物,把曹锟的主要将领吴佩孚比喻为安禄山、史思明。吴大帅则要除暴安良,尽锄奸之主义,并在临战前召集部下作了一次声泪俱下的讲话:“此次系共和与帝制之最后战争。胜则我将解甲归田,裁兵恤民。败则我惟一死以谢天下。我妻已死,我子豚犬,杀之可耳。……肺腑之言”哪!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

  经过几天的激战,奉军虽在兵力和装备上都要胜于直军,但骄兵必败,奉军终于收集残兵逃回老家的结局。吴佩孚又再次神气起来,但他还是识时务。常言道,打狗还得看主人,吴佩孚知道日本人是张作霖的靠山,况且此时南方孙中山已开始北伐,他害怕陷于被南北夹攻之地,因此同意接受英美的调停。6月中旬,直、奉两军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兵舰上,签字停战条约。

  第一次直系奉战争以奉系军阀暂逐出北京,直系军阀完全控制###而告终。

  1922年6月2日,把皖系扶上台的总统徐世昌驱逐出北京后,在6月11日于恢复旧国会的名义,把黎元洪重新坐上了总统的位置。在1923年6月13日至21日,曹锟采取策动内阁辞职、军警索饷,围困总统黎元洪的住宅并断绝它的水电供应等手段,又迫使黎元洪下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四、贿选为民国总统
四、贿选为民国总统

  1923年6月直系军阀驱逐黎元洪后,原拟立即进行总的选举。不料国会议员纷纷离开北京,不但总统选举会无法召集,就是宪###议也因人数不足而经常流会。

  由于北京陷于无国会、无政府状态,西南“联治派”乘机大肆活动,云南军阀唐继尧、贵州军阀刘显世建议召开各省会议,促成制定省宪,树立联治规模。此外,当时在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山东省议会,也通电发起召开全国各省省议会联席会议,促成“地方自治”。

  保派政客,鉴于选举总统已成僵局,曾提出选曹锟为非常总统,或由曹锟以内阁总理名义代行总统职权,或组织行政委员会为过渡政府三个办法。曹锟对此并无成见,可是,直系大将吴佩孚不以为然,认为总统问题必须“依法轨而行”,所谓法轨是总统必须由国会正式选举而产生。其实,吴佩孚抱有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并不重视总统问题,因此又建议先办统一,后办大选。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了要向曹锟表功,则主张“武戏文唱”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统,但是不宜操之过急。在这些情况下,几经折衷磋商,最后直系文武人员决定采取三项措施(1)拉拢国民党和北方奉皖两系以缓和全国反对直系的紧张局势;(2)充实内阁阵容;(3)设法吸引议员回京,重整国会旗鼓。

  关于第一项、曹锟一面叫他的兄弟曹锐向皖系领袖段祺瑞表示敬意(段和曹锐都住在天津),团结北洋派的方法去打动他;并派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出关解释以前的误会,自己也打电报表示愿意重修旧好。段对曹锐开门见山地说:“你的哥哥如果有力量做总统,不妨大胆去做。如果没有力量,就应当及早表明态度,以免陷于进退维谷”。张作霖反应也非常冷淡。曹锟又用浙闽巡阅使的地###皖系大将卢永祥,卢也不为所动。

  1923年7月2日,曹锟又由孙洪伊转告孙中山,表示“

  护法宗旨,彼此不约而同”(指上年直系恢复国会),并且愿意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召开南北和会,实行兵工政策。孙中山却历举直系军阀制造四川内战和在福建、广东两省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些具体事实以证明直系没有和平的诚意。于是曹锟又打来一个皓电(7月19日)力言“双方有推诚相见之必要”。由于孙洪伊为直系作传声筒,国民党骂他是曹党奸细,章太炎也劝孙中山不要接近这个“一脚踏两边船的政客”。

  曾经是洪宪帝制祸首的杨度,此时已顷向孙中山,他向曹锟建议停止进行大选,“迎孙北上主政”,并召开南北和平统一善后会议以表示对和平的诚意。此时曹锟一面放出“曹正孙副”的空气来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却和吴佩孚一道积极布置南征军事,孙中山识破了他的阴谋,当然不会上当,因此直系的联孙计划成为纸上空谈。

  黎元洪被逐逃到天津后,曾再次发布文告,声明北京处于直系的暴力下,无法行使职权,他的总统职务并未解除。他拿出部份私财“招待”到天津议员,每人给五百元“旅费”,打算凑满法定人数,便在天津召开国会,成立政府。这是他企图继续保持其总统地位的法律根据。此外,他派策士金永炎、韩玉辰等到上海与章太炎、汪精卫、褚辅成及卢永祥代表邓汉祥等接洽,还派多人分途拉拢西南“联治派”,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军阀,作为他恢复总统职权的实力基础。他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原来的角色:当直系捧他上台的时候,他甘于做直系的傀儡总统,而现在被直系驱逐下台,又想利用别人的力量来恢复职权。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对他当然不会有良好的印象。

  当时段祺瑞与安福系也在天津进行反对直系的活动。黎段虽然有成见,但是此时政治方向相同,因此黎想引用###张勋时期的前例,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张作霖、卢永祥为副司令,共同出兵###直系。这个计划也因黎本身毫无实力,不受皖奉两系的重视而无法实现。

  关于国会问题,此时孙中山已经抛弃了护法的旗帜(这个旗帜已被直系夺去),不拟迎接国会到广州开会,“反直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以折直系的台。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招致国民党议员和反对直系的议员到上海,卢永祥指定以上海纸烟捐、电报局收入、烟酒税及盐税余款为国会经费,张作霖表示财力如有不足,愿意予以接济。来沪议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津贴三百元。当然,黎元洪的个人财产力远远不如皖奉两系,因此到津议员纷纷到上海,反对直系的核心也就在上海而不在天津了。7月14日,到沪议员约二百人举行移沪###仪式。发表对内外宣言,但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正式召开。

  卢永祥与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变元因为争夺上海而久已互相仇视。齐准备联合另一直系军阀、福建督军孙传芳共同出兵,并由王承斌带领第二十三师南来打接应,杜锡珪带领海军为辅助力量,进攻浙江和上海,7月上旬,齐变元指使江苏团体通电反对在上海召集国会、组织政府,同时松沪护军使何丰林也质向江苏当局何以增兵昆山,于是江浙局势突然紧张起来。但是曹锟和吴佩孚反对两面作战,认为直系当前的大敌在奉天而不在浙江。皖系在浙沪一带的兵力相当雄厚,驻沪海军将领林建章又表示了反对直系的态度。孙传芳在福建又受到皖系力量的牵制,一时不能发动。而另一方面广东内战未停,孙中山难于抽调军队北伐;张作霖正在埋头训练新军,不利速战;皖系孤掌难鸣,也不敢首先发难。当齐卢双方调兵遣将相互戒备时候,江浙绅士张謇、张一鏖等组织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南京、杭州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这些形势下,8月19日齐变元、卢永祥、何丰林成立江浙和平公约五条,双方声明“凡是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避免之。”这个条约成立后,就使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种种活动完全破灭,江浙局势大为缓和。

  这个时期,离京议员虽然日益众多,但是其中大多数都是些追逐个人名利的政治投机分子。津保政客的利诱政策使不少到沪议员又被吸引回到北京。“反直联盟”鉴于此种不利的形势,便想利用黎元洪为工具,迎接他南下以加强反对直系的政权气氛。黎接到上海议员刘楚湘等催他南下的电报后,8月26日在本宅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南下的问题。出席会议的安福系政客传达段祺瑞的意见,同意他南下组织政府,但须声明总统任期到###(十月十日)为止,届时应当任命段为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黎觉得任期如此短促,还是不走为妙。随后不久,安福系忽又交来卢永祥催促他迅速南下的密电,叫他务须于9月13日以前赶到上海,否则北京贿选总统告成,就更难应付了。这个电报使黎大为###,因为卢永祥是皖系的实力派,有了这位实力派捧场,他在上海组织政府就不会发生任何阻力。9月8日,他和庄景珂、陈宦乘日本“铁城丸”号轮船离开天津。

  9月11日,黎在上海杜美路(现东湖路)26号寓所招待中外各报记者,说明他到上海是为“维护法律、整顿纪纲”而来,本人任期在国会未作出决定以前不能随意去留。这是他准备在上海组织政府的初步活动。

  黎到上海后,江浙绅士担心影响江浙和平,纷纷阻止黎在江浙地区内从事“足以引起军事行动”的任何政治活动,有的劝黎早日离开上海;“反直联盟”认为黎在上海是个人行动,无足重轻;卢永祥在致齐变元的电报中强调尊重江浙和平公约,并向杭州商会表示,黎在上海作寓公,来去可以自由,本人对他采取既不欢迎又不拒绝的态度;张謇劝黎“冷静自处,杜门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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