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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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国务总理自非唐少老莫属（唐号少川），其时少川与项城已貌合神离，利用总理大权，将江南膏腴各省地盘，循南方之要求，悉畀予革命元勋，称为都督，如陈其美、柏文蔚、李烈钧诸人。此次革命成功，利用清室练成的新军，咨议局排满的议员，唾手而得天下，犹以为未足。内阁阁员，又占其半，宋教仁且薄总长而不为，利用国民党常与袁政见相左，遂引起应桂馨刺宋之案。群以为赵秉钧指使，袁氏应负责任，因之南方各省，宣告独立。项城遂令出师*平乱，以段芝贵王占元趋湖北，冯国璋张勋趋南京，更以海军堵截江西湖口，使革命军不能联络。两月之间，内乱敉平，革命党之地盘，不旋踵而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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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业律师领第一号证书
有一日，余在秘书厅。总统公事桌上，置有没封套的信，现出朱芾煌字样。我素不识朱，惟知他与芸台往来甚密，且曾参与南北和议，因出于好奇心，随手取阅。函甚简单，有新政府成立在即，有三人不可用，一为赵秉钧，一为乌珍（时任步军统领），一即余。项城于三人名旁均有手批，对赵批此人不能不用，对乌批现时不可少之人，对余批，他不想入政府。这明明是取瑟而歌之意，翌日即函辞秘书。我素无积蓄，遂将化石桥住宅租与外人，迁回松树胡同，适左邻有一小院出售，遂收买合并，薛姬亦同居，以省开支。惟双亲屈居蜗舍，心觉不安而已。其时司法部成立，新订律师条例，法庭诉讼可延律师，余即请领律师证书，尚是第一号，事务所即设在家中。时仲和任大理院院长，大理院与高等法院在一起，前清已新盖大楼。地方审判厅另设他处，仍是旧衙。时法官与我同学的不少，向来往还甚稔，因余为律师，为避嫌起见，与余戟门、林行规、姚次之、张棣生平素极熟之友人等，绝少往来，即仲和亦少见，见亦决不谈讼事。当时法官真是廉洁自好，对于讼案，慎重审理，散值后犹携案卷回家工作，可当得起清慎勤三字。各省法官亦蔚成风气，绝不闻有受贿情事。此种风格，直维持到北方政府终结为止。余初作律师，除照章公费外，不计较酬报，听当事人之便。其时风气未开，请教者不多。后有一案，一审判死罪，二审维持原判，上告到大理院。该案论事实应判死刑，惟因律无明文，情形特殊，第一审根据事实判处死刑，第二审仍维持原判，被告不服告到大理院，请我辩护。余即根据律无明文不能判罪为理由，大理院本是书面审理，遂将辩护状送进。结果原判撤销，改判无罪，于是被告全家老小，到我事务处叩头致谢，感激涕零，谓因家贫，只送些土产表示谢意。余亦不收酬费，连公费也免了。从此大家知道诉讼不能不请律师，且知道我以侍郎做律师，区区之名，不胫而走，从此门庭如市。余亦不管案件大小，来者不拒，每月收入，绰有裕余。后来，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唐宝锷亦挂牌做律师了。
其时监狱由清末新建，洁净有秩序，是为清末预备立宪而新盖者。至地方厅看守所，反逼窄污秽，秽气熏人，令人难受。论理看守所，为留置未决犯，监狱则为收押已决犯，看守所应比监狱为优待，今乃适得其反，殊欠公道。我有时因面询当事人之故，身历其境，亲眼看见，因建议司法部（时司法次长为汪子健〔有龄〕）应予改善。子健亦稔友，他告我道，监狱建后，本有修建地方审判厅及看守所之计划，适逢国变，遂不果行，如有经费当仍照原计划进行。但在我任律师时，未见实行，惟稍清洁而已。
有一次赴保定出庭，旁听席满，添设板凳，亦皆站满，大都为保定法政学堂学生，无非震于虚名，都来旁听。及返旅馆，见张灯结彩，大书欢迎曹大律师，暗觉可笑。晚饭后，有二十余乡民，跪在中庭，求大律师申寃。余出中庭，请他们起来，问要申什么冤？他们齐声说道，我们都是种地人，有跟人争田亩界线不清的事，也有争夺收成的事，告到地方法院，法官判得不公平。我们正在农忙时候，没工夫去高等法院上诉，等到农忙完了，上省到高等法院递呈子，挂牌出来，都被批驳，说上诉过期，不准上诉了，您想冤不冤？只好求大律师到京为我们想法申冤。我想农民没有法律知识，跟他们讲过期不能上诉的律文他们也不会明白，只安慰他们，等我到京想法子。但告他们，我不是法官，准不准也没有把握，如果不能达到目的，要请你们原谅。后我想，总得想一办法补救，于是向仲和建议，乡民不懂法律，应该想一变通办法，在法官宣读判词后，即高声向当事人说，你们如果不服，应在法定期内上诉，过了二十天期，即不能上诉。在此当堂声明不服，亦可记录下来，算已上诉，再补递呈子。后大理院照此办法通令各级法院一律照办。那时人民毫无法律知识，亦是可怜，把律师当作以前的巡按，更为可笑。有一天，忽接到当选蒙古议员证书，甚为诧异。余既不是蒙古人，又没有参加竞选，何来当选议员。时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为汤化龙。后来知道，蒙古议员，名为选举，实由总统指派，故蒙古议员中，满蒙汉人都有。此事闻系项城知我清贫，暗示补助之意，在我亦无闲过问，只好听之。有时空闲，亦到国会应应卯。有一次，余到国会，适逢陆子兴（徵祥）兼摄总理，到国会宣布施政方针。陆氏登台后，以温和有礼貌的外交家态度，先说久在外国，中国情形不熟，要请众位指教。又说外交官最讲礼节，即如宴会时，如何接待宾客，尤其对于女宾更要注意。我在俄国时，俄皇宴客礼节之周到，即菜单亦如何讲究，我尚保存。这虽小节，于情感体面有关，亦不可不讲等语。议员听了，已有嘘嘘之声。又说弱国外交，真是难办，只有忍气，但望以后国家强盛等语。即有议员起立说，今天请总理来讲施政方针，不是请你来讲外交礼节的。亦有人喊，快将施政方针说出来。陆氏又说因为弱国外交难办，所以要请国会诸君，与致府方针合一，方能对付。说到此即有人喊，你的方针没有说出来，怎能要我们合一？陆君仍旧慢条斯理的说，诸君不要忙，我自会慢慢的说出来的。我看议员有点不耐烦，因有他事，我先走了，不知如何结局，听说后来闹到一哄而散。时国会与政府，几乎没有一件事不冲突，子兴因与俄使磋商外蒙古事，议订条件六项，被国会否决，愤而辞职。那时国会有无上之权，不断与政府意见冲突，扰攘不巳。我则做我的律师，一概不问，即中山北上，召集国会等亦未尝过问。一日，有前商部同事冒鹤亭（广生）君来访。他说君在前清，乎大用，因亲日为舆论不满，今民党亦为此病君。君以有为之年，遭此挫折，我为君惜。我为君计，应一反作风，做几篇大骂日本的文章，登载报上，以转移人的观念，君如有意，我愿效劳。我谢其好意，即说若如君说，是投机政客之所为，非我之愿也。人谓我亲日，我不否认，惟我之亲日，由于情感，非为势利，可亲则亲，不可亲即不亲，故我之亲日，并非媚日。况在失意之时，忽变态度，无故骂人，徒贻人笑，反损我人格。前清待我不薄，我即不做民国的官，亦觉心安理得。彼听而笑曰，君真可谓不识时务者矣，即别去。我做律师时，有时到天津出庭，时天津日本总领事为小幡酉吉。日本租界尚未发达，空地甚多，他劝我在租界租地。其时日租界租地，每坪只值银元五角（每坪长六尺宽三尺）。他说，你倘备万元，五年内可加十倍。我那时哪有余款，然后来日租界地租价，五年后何止十倍。盖时局不定，各租界反成繁荣，此一定之理。但我幸没钱租地，不然，在日本租界，拥有偌大地皮，更为人藉口攻击之资矣。
三七 选举总统公民团起哄
民国二年十月，国会正式选举大总统。我想既身为议员，这一张投票权不应放弃，遂出席国会，议员已到了不少。时国会中尚有国民党议员，俟议员到齐后，忽将大门锁闭，听外面人声嘈杂，只听得喊我们是公民团，代表民众监督你们的。大总统只有袁世凯应该当选，我们是拥护袁世凯当选*大总统的。你们议员们，今天如果不照我们的公意，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不要想能出此门。我想又有好戏看了，议长宣布到会人数，即行投票，照例将投票空匮，向大家观看了即发选举票，照约法须要三分之二票数才能当选。第一次投票不足法定数，第二次仍是不足，时已午夜十时，外面公民团已喧哗庞杂，里面议员亦有起哄。直到第四次才足了法定票数，选出了袁世凯当选为大总统，已将二时了。当议长宣告时，外面欢声雷动，大喊大总统万岁。这布置的真周密，事先议员一无所闻。后来听说，这妙计是梁燕孙秘书长的杰作，他早料到选举必出问题，故组织了所谓公民团十人，辗转收买，竟至百数十人，算无遗策，真不愧为智囊。但总脱不了军阀气息，甚至可说是流氓办法，怎能说共和*？然以当时议员的无理取闹，逼到出此下策，既不收买议员，还可说是人民公意，真是妙计。袁氏当选大总统后，开约*议，改订约法，改为总统制，改国务院为政治堂，敦请徐东海（世昌）出任为国务卿。徐本无出山之意，迫于友谊，义不容辞。项城令百僚称国务卿为相国，以示尊重。设左右丞、左丞为杨士琦（字杏城），右丞为钱能训（字幹臣），又设参议若干人，无定额。征求贤能，新旧并用。有一天，公府（时称总统府为公府）忽来电话，请我四点后进府，有事商谈，我很诧异。我已一年多没见项城，我与政事又没关系，有何事与我商谈？但既来电话，不能不去一趟，遂准时而去。项城一人独在公事厅接见，即说你何以久不来府？我说，总统日理万机，公事很忙，不敢无事打扰。且我是闲人，无事入府，不免启人猜疑。项城即说，你也是国会议员，亦可入府报告国会事项。我说承总统指派议员，议院内党派纷歧，各人说得头头是道，结果总是与政府意见两歧。且我现做律师，又不能常出席，故亦无事可报告。袁说何必做律师，律师不是等于以前的讼师吗？我说律师与讼师，绝对不同，律师根据法律，保障人权，讼师则歪曲事实，于中取利。袁先叹了一口气道，你不知道在政府之为难，希望你常常来府谈谈。我只恭听，不发一言。他又问我景况何如？老亲来京，住得惯吗？一若家人谈话，亲切之至。谈次同进晚膳，见他有兼人之量，碗大的馒头，吃了两个，还佐以肉类，我只能吃四分之一。他说你不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