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我走-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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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夏天(2)
牧长林和牧太太每天都充满希冀地为生活奔忙着。牧长林说他已经打听过,在地铁表演虽然不稳定,但只要坚持上若干年也是能买上房子的。牧太太就更是中国劳动妇女的代表了。牧太太本来在一家牛肉面馆儿洗碗。洗碗工是餐馆里最低的工种,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你。那些从香港来的厨师本来就瞧不起大陆移民,可没少给牧太太气受。我们就商量着哪天一起去吃那家餐馆,非要用北京人的挑剔来挑面条的毛病,杀杀他们的狂妄。可还没等到我们攒足了情绪去收拾牧太太打工地方的厨师,牧太太就被解雇了,原因很简单,时间长了该涨工资了。牧太太在《星星生活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西人工厂,聘熟练车衣工,待遇优厚。牧太太没敢耽搁就求了我们送她去面试。工厂很远,我们捎她过去的时候还不到八点钟,本以为是要拿头牌的,到那里一看,排队的人已经绕着工厂的小楼转了一圈,基本都是中国人,可能中国人以缝纫见长吧。牧太太站在了队尾,招呼我们快走,我们还没走,她就很快变成了队中。
“我记得在《北京人在纽约》里,像车衣厂这类的工作是最底层的工作,不要求语言,是个人就能进去。怎么到了加拿大,连这样的工作都要排长队等面试。”在离开的路上,我对向东说了我的疑问。
多伦多是个不势利的城市,敞开了怀抱欢迎各路移民。多伦多又是一个“吝啬”的城市,来了不给你机会。大多数人都是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来的,先苦后甜,但吃苦的机会都不那么容易找到。
“哎,加拿大工作实在是太难找了。”向东感慨地说。“本来机会就少得可怜,我们这些移民因为语言的限制,机会就更少了。打个比方吧,你就说前台接待员吧,以前你们在外企最瞧不起的,就是这样一份简单的工作,现在让你在这里做,你做得了吗?你一接说英语的电话就哆嗦,紧张得头发都快竖起来了,恨不得一头钻进小黑屋里打。咱们再说售货员吧,你在国内会干这样的工作吗?肯定不会的。在这儿你想做人家还不让你做呢。所以说大家都扎在这种不需要太多语言的工厂,什么制衣厂啊,灯泡厂啊,饼干厂啊都是中国人。哎,进去了的人就觉得幸运,你可以说他们幸运,每天扎在一起挺热闹的,反正在加拿大,革命工作不分高低,没有人会瞧不起你的。可从另一方面讲,整天扎在一起就变成了恶性循环,语言越来越差,也就更没有机会找其他工作了……唉,你知道我现在怎么想吗?我真是打心眼儿里感谢我爸我妈让我学了样本事,小时候他们打我,逼我练琴,现在看来我爸我妈真是太英明了,再不行我也能教学生,要不然我今天也得排在这里。”
还是张先生一家潇洒,除了陪女儿到处上课就是尽情享受多伦多夏日的清凉与美好。他们家潇洒是有原因的,张先生已经决定在暑期过后就回中国了,留下老婆在这里陪女儿上学。张先生即将彻底变成一个太空人,在加拿大和北京之间飞来飞去。他回去的主要原因是放不下他那边的生意,人不在就荒了,虽然张先生的资本很雄厚,但这一年多在这里待的也让他这个有钱人心虚,生怕坐吃山空把老本给吃没了。张先生想回去的另一个原因是觉得加拿大的生活实在太寂寞了,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去光顾那久违了的洗浴中心,足底按摩……要不他就找哥们儿喝酒,最好哥们儿带上几个漂亮的女孩儿,既饱了眼福,又不犯错误。每次国内的哥们儿通电话,问起张先生在加拿大过得怎样,张先生就说:我们在加拿大学习做人。朋友一听,做人?张先生一定是在加拿大忙着撒种生小孩。
张先生一家办的是投资移民,不要求语言,有钱存在加拿大就行。相比下,张太太说英文的胆子要比张先生大,张太太人很聪明,她把常用的单词抄在纸上,贴在墙上来对付英文电话,特别是那句“Wait a moment”,她特意把它用黑笔写在了手背上:尾摸门特。一天,张太太果然接到了一个英文电话,她想让对方等一下,去叫女儿来听,一翻手背,咦,那“尾摸门特”竟没有了,这才想起头天晚上洗澡给搓掉了。张太太一下慌了神儿,怎么也想不起那四个字,心突突地跳了起来,她一把扣了电话,头晕得直想吐。张太太心想,这电话看来是不能再接了,时间长了非整出心脏病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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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夏天(3)
肖梅的IT培训班就要结束了。正如广告上说的那样,100%保证找到工作。肖梅人还没有毕业,已经接到了猎头公司的三个面试通知。肖梅就选了一家离家比较近的做数据库产品的公司。
肖梅成为了Lapworth 92号里第一个白领。她给我们介绍了找工作的经验:“在加拿大,没人看你的简历,管你是博士还是硕士,他们要的是你的实际经验,特别是北美的工作经验。你别看小戴是博士,没用。Over qualified(超过所要求的条件)! 我早就让他把简历上的博士学位给抹了,他不听,你看,他就是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你想想,一份工作,本科生二十加币一小时就能打发,而博士生却要付四十加币,不是尖端到不找博士不行的职位谁会付两倍的钱请博士呢?你们别看这些街头的培训班没文凭,学完就能用,大家都高兴。”
肖梅真是很幸运,来的时候市场低迷,正好去上学,毕业的时候赶上了经济景气,一下就找到了工作。人这一辈子关键就那么几步,踩对了就是一路绿灯。“在加拿大找工作就看你lucky(幸运)不lucky了。知道吗?只比我晚来一个星期的那个印度人,正好赶上公司销售不好,薪水就少了千把块。不过我算了算,我的工资是比她高,但税也比她高了,扣了税,实际上我才比她多拿了一百多块钱。”
肖梅找到了正式的工作,就不再出租房子贴补生活费了。她早就盼着有一天能结束这当牛做马的二房东的生活。肖梅是个爱干净的人,对我们这些不自觉的、拿Lapworth 92号不当自己家的人简直是深恶痛绝,却又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亲自上阵来收拾。擦炉台,洗厕所,说是二房东,简直就是老妈子。
肖梅在Omni买了个一室一den(没有窗户的房间)的公寓,有很好的view(景致),不出门就可以去游泳,健身,打台球。没工作就没工作,一有工作,肖梅就由打工仔变成了中产阶级。
张先生回北京了,张太太在肖梅的楼下租了一间,都是92号出来的,还是喜欢扎堆儿在一块儿。牧长林一家搬到了一个靠近地铁的house的地下室,整天叮叮咣咣的,好处就是离“办公室”近,不用坐车就到了。小戴两口子也学着肖梅的样子整租了一个town house,就是国内刚开始时髦的连体别墅,做起了二房东。丁海不知了去向,他是92号里唯一的年轻人,又有个有钱有势的爸爸,他很少和我们交流,也没话和我们交流。他年轻,融入加拿大这个社会要比我们快得多。我上学后,向东的住处成了问题。肖梅愿意把她的den便宜地租给我们。
Dave不是deaf(1)
我告诉他们我的祖先就是抗击鸦片的英雄。他们说你的祖先是傻瓜。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禁?
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杂居”生活,我搬到了寂静的Oakville小镇。
班上只有十五个人。十五个人里只有三个国际学生:一个从印度来的裹着纱丽的女孩,一个从韩国来的戴鸭舌帽的男孩,还有一个从中国来挂着菩萨像的我。
菩萨没有保佑身在异乡的我。第一个月上课的感受就是混沌,仿佛呀呀学语的婴儿,看着大人嘴一张一合的,就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本地学生和老师说话极快,根本不考虑我们这些外地人的痛苦。我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也搞不清楚作业到底做什么。印度女孩嘀里嘟噜的,可他们就是听得懂,我一字一眼地说,他们说听不明白。我去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说的是Chinglish(中国式英文)。我一下子明白了,就好比北京人听四川人讲话,虽然口音重,但大词儿砸得准。
一共两个老师,本来就听不懂,其中一个老师的耳朵还有问题,每天戴着助听器讲课。他发出的声音很遥远,好像FBI审犯人时处理过的假声。他的名字叫Dave(戴维),我发音不准,总是念成deaf(聋子)。终于有一天Dave急了:“Ginger!我知道我耳朵不好,但我不是聋子,我的名字叫Dave,不是deaf。”
韩国同学从来不和我说话,也不和别人说话。设计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他每天就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中。我不行,我是那种不说话就怕别人把我当哑巴的人。我认定这世界上有感受却不能说出来的人是最痛苦的,我就感受到了这种痛苦。为了能融入同学们中去,我可没少费精力。我装模作样地拿着一本易经充当palm reader(看手相的人),把东方的神秘带给他们,他们居然大呼我说的真准;我把从国内带来的舍不得吃的牛肉干分给他们吃,他们说中国人真大方;我用英文结结巴巴地给他们讲笑话,略带黄色的,说的是以前在外企,有一个部门经理是个老处女,每天骂骂咧咧的。她手下雇了个小伙子,小伙子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了,就大声骂了她:Fuck you! 结果老处女愣了一下说:“Where?When?(在哪儿?什么时候?)”同学们哄堂大笑:“Ginger,你是Chinese吗?你太幽默了。你真是一个refined Chinese(精炼的中国人)。”
我的努力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同学们都喜欢和我在一起,夜深回家的时候,有威猛高大的男生开车送我;生日的时候,收到有所有人签名的卡片:To princess Ginger,we all love you(给Ginger公主,我们都爱你)!印度女孩给我做了饼,我学着她的样子,顺手用左手抓起一张塞到嘴里,她摇摇头说:在印度,右手是用来吃饭的,左手是用来擦屁股的。听完后,我差点没一口喷出来。
学校的生活是紧张的,每天都要忙到两三点钟才能回家。难怪学校的校训上说:宿舍只是你洗澡的地方,而不是你睡觉的地方.到了晚上真是困呀,一个哈欠连着一个哈欠。我注意到有几个同学一到午夜就三五成群地出去,回来后个个精神抖擞。我就问他们有什么高招,他们说出去抽marijuana。我一查字典,那不就是大麻吗?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东亚病夫和林则徐的形像,正义感驱使我站出来奉劝他们不要抽了。我告诉他们我的祖先就是抗击鸦片的英雄。他们说你的祖先是傻瓜,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禁?他们果然找来了证明,marijuana在加拿大是合法的,它是治疗神经衰弱和失眠的良药,而且它要比香烟好,香烟吸上了是戒不掉的,而marijuana是可以控制的。我对我所学的历史和有限的医学常识开始表示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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