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浮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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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尽责的小卒”（2）
对老舍而言，“文协”总务部主任一职并不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好差事。老舍首先是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职业作家，但文协的日常事务却又不能不让他全力以赴，这自然会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1941年，老舍在一篇文章中对抗战四年来的生活作了实录。他说：“四年来，我已没有了私生活，这使我苦痛。”而且，担任文协总务部主任一职于老舍在经济上也毫无收益，按照“文协”章程，除了一名专职驻会干事每月能从协会领取少量的劳务报酬外，包括老舍及各个部的正、副主任，工作全都属于义务性质，就连日常与各地分会以及作家们通信，都是由老舍自费购买信封和邮票。同时，老舍自“文协”成立之日起，便不得不面对协会经济拮据的局面。“文协”成立时，国民党政府答应，宣传部每月补助五百元，###补助两百元，政治部补助五百元，再加上少得可怜的会员费，还有极不可靠的私人特别捐助费，这就是文协的所有经费来源。而且就是这样有限的经费也极不可靠，上述部门的补助往往不能及时到位，甚至只是一句空话。对于“文协”的工作，老舍曾经回忆说：“（文协）第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穷。文协成立，得到手里的只是筹备会的欠债三百馀元。债必偿，事必办，‘弄钱去’，乃成为口号。”经费捉襟见肘，老舍只得一再节省开支，压缩酬劳，甚至“吝啬”到即便“文协”聚会时的茶水费用，也得由作家自掏腰包。尽管如此，老舍又偏偏不是那种扛着大旗充门面，光说不练的把式。在其位，则谋其事，七年中为使“文协”的各种活动能够正常开展，老舍不得不四处“乞讨”，八方奔走，甚至亲自到有关部门坐索。老舍的朋友以群曾回忆说：“为了文艺界的团结，为了‘文协’的工作，他不知费去多少心力。奔走，求情，乃至叩头，作揖，只要是为了‘文协’，他不推辞，碰到困难也从不退避。”
1938年，武汉街头的抗日宣传
除经济拮据外，作为“文协”的领导人，老舍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也是复杂的，他总免不了要面对国共两党时而微妙难言、时而剑拔驽张的关系，也免不了要承受两党各自对他施加的影响。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维护自己多年来择定的独善其身的政治立场，老舍立场和态度很分明：“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作为一个在抗战时期有着巨大社会影响的文化团体，“文协”的工作避免不了要受政治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文协”成了国共两党政治关系的晴雨表。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越来越微妙，“文协”的活动也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到重庆以后，“文协”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文协”的许多活动都要报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批准方可进行，而活动的审批却时常受到刁难。而且，老舍本人也时常遭到无端的挑剔，甚至监视。1939年，老舍随战地慰劳团访问延安之后，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道藩，亲自散布“老舍叫共产党包围了”的说法。对此，老舍给张道藩发了一封措辞坦率、态度明朗的信，信中说：“现在是团结抗战的时候，大敌当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凡是抗战的人我都欢迎，不抗战，假抗战的不管什么人我都反对。你的说法是在分裂抗日战争，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抗战。”对于特务对他的监视和跟踪，老舍非常气愤，有一次，他直接了当地对跟踪他的特务说：“老兄，你每月拿几块钱？我替你写我的报告好不好？”对于这一段的工作，老舍说：“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话说得很平淡，但其中酸楚自有人知。
1944年，在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年大会上茅盾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界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茅盾的这段话应当是对老舍在“文协”那段生活最恰当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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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1）
1938年7月，武汉形势危急，日军飞机几乎是日夜不停地对武汉实施轰炸。此时的武汉已是非常危险，老舍也曾多次遇险。据友人回忆，有一次“老舍在千家街躲警报时，一枚炸弹落在防空洞口，洞顶落下的土埋了半身，幸没受伤”。在此情况下，在汉文人纷纷转移至桂林、重庆等地。老舍本准备与“文协”坚持到武汉抗战最后一天，对于其中的原因，老舍回忆说：“因为我是文协的总务主任，我想非到万不得已不离开汉口。”后来在冯玉祥、邵力子等人的力劝之下，1938年7月30日，老舍与老向、何容、萧伯青等人，辞别武汉，溯江而上，前往重庆。此次行程有一个细节很让人感慨，据萧伯青回忆说：“只我—人，是从会中拿车马费的唯一职员，我的船票费是由会支付的。他们都是自掏腰包，不曾由会支付分文。”离开武汉时老舍心境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想必是悒郁的，不免会有国破家亡，乱世飘零之感。
行路难，流亡期间行路更难！老舍一行坐上一条挂着意大利国旗的中国商船，溯江西行。在中国的土地上而须挂上别国的国旗，不知老舍该是何等的感慨。商船年久失修，卫生条件极差，开水桶就直接放在甲板上，老舍就曾亲眼看见有个江北婆姨把洗脚水倒进了开水桶。船上人满为患，人行道窄至二尺，“茶役端着饭穿梭似的走，把脚上的泥垢全印在我们的被上枕上。我必须到厕所去，但是在夜间三点钟，厕所外边还站着一排候补员呢！”经过半个月的煎熬，1938年8月14日，老舍他们终于到达重庆。
在流亡的大多数时间里，老舍一直过着独自飘泊的生活。在夜以继日的劳碌中，老舍无时不在思念远在北方沦陷区的家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老舍一再坦露心曲：“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之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的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由家出来已四个月了。我怎样不放心家小，是你可以想像得到的，因为你现在也把眷属放在了孤岛上，而独自出来挣扎。”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抛妻别子，独自出走，老舍一直是心怀愧疚的，也是他心头的隐痛。无奈的老舍不得不经常自我宽解，以减轻自己内心的负疚感：“人孰无情？弃家庭，别妻小，怎不伤心？可是国难至此，大家就该硬起心肠，各尽其力，才能不把眼泪咽在肚里。谁也不当怨谁，而是一齐为国家设想，为国牺牲。”
重庆北碚老舍故居
跟大多数文人一样，“贫”和“病”在抗战期间也一直困扰着老舍的生活。尤其是在1940年以后，重庆的物价发疯般地往上涨，文人们的生活都非常困难。老舍也不能不像在大后方的多数文人一样，年复一年地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也许我们中有人会猜测，抗战前老舍发表过那么多小说，抗战之后他也发表了那么多的作品，其版税、稿酬一定相当可观。即便是在抗战时期，不说他的生活是锦衣玉食，但起码应该能衣食无忧。但事实上，自抗战以后，老舍就拿不到以前作品的版税了。至于新写的宣传抗战的作品，更是拿不到稿费。老舍回忆说：“在抗战中写的东西呢，像鼓词、旧剧等，本是为宣传抗战而写的，自然根本没想到收入。”对于重庆生活的窘迫，老舍曾在《八方风雨》中作过描述：“从二十九年（1940年）起，大家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压迫。四川的东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经常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都随着香烟而降格。”1939年，为参加全国慰劳团，老舍咬牙买了两身灰布的中山装，准备远行。此后，这两身服装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老舍，因再也没有馀钱添置衣装，“下过几次水以后，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使我很像个清道夫。吴组缃先生管我的这种服装叫作斯文扫地的衣服”。对于那一段老舍和其他文人的生活，臧克家回忆说：“老舍住在北碚，但经常来开会。一有什么会议，茅盾也从乡下赶来，带一柄黑色小雨伞，胁下夹一个小包。他们上坡下坡都凭双脚，不坐轿子。每当会后，或逢年过节，大家家人一样，打打‘牙祭’，一起‘咂酒’，苦中取一点乐趣。老舍咂上几口酒，便感情来潮，高谈阔论。划起拳来，气壮声宏。平素，大家生活都极苦，香烟，下等的，还是单支买。到对面小饭馆里吃上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美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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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2）
老舍在北碚
1943年，老舍妻子胡絜青率三个儿女，千里颠沛流离，由北平辗转抵达重庆。亲人相聚自是让老舍欣喜万分，但一家五口的生活却又成了老舍不得不面对的沉重负担。老舍回忆说：“从这时起，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注：老舍时居北碚）。交通越来越困难，物价越来越高；进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除了文协有最要紧的事，我很少进城。”为贴补家用，胡絜青也得到编译馆谋职。“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歹的对付着过日子”。但胡絜青这个微薄的收入，在一年之后，也因三女小立的出生而中止。为了省钱，老舍甚至不得不打算戒烟戒酒，“我戒了酒。在省钱而外，也是为了身体。酒，并不帮忙写作，而是使脑子昏乱迟钝。我也戒烟，这却专为省钱。可是戒了三个月不行，没有香烟，简直活不下去”。说起烟，在重庆老舍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有一回和老舍住在一起的何容由街上买回一种土产卷烟，很客气地让老舍一支：“尝尝这个，才一个铜板一支！有这个似乎不必戒烟了。”点上烟，两人细细品尝。头一口就惊人，冒的是黄烟，吸了四五口，蚊子往外飞，再吸几口，墙上发现臭虫，大概也要搬家，吸到了半支，何容和老舍都跑了出去。“看样子，还得戒烟！”
尽管抗战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