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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黄金秘档-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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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夏他的留法同学汪日章(1906—1992)来信,那时汪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秘书[主任是毛庆祥(1898—1998)],谓该室有一中校秘书缺,问他“愿否屈就”,先父认为这是一大好机会,随着向铁道部请假赴庐山,与毛庆祥及汪日章同见蒋,蒋看他履历书,知道他为沪江大学毕业(蒋曾资助陈舜畊念沪江大学),又留学法国,即说:“好,好,好好工作。”(按:这就是蒋最早期的“侍从室”,是从1932年南昌“剿匪”时开始的。到抗战时,才扩大编制,正式称为“侍从室”,只是蒋比较低调,其实这里面人才济济,尤以抗战时为然,是蒋培育及观察人才之所在。)
  先父晚年在台湾曾提及该次去庐山一逸事。一日,与汪等出游,帽为风吹落山去,汪日章即大声向先父笑道:“你出头了!”此次庐山之行,确是先父一生关键的转折点。汪别名荻良,亦一奇人,在蒋事业之巅峰时,即1938年抗战初,离开蒋侍从室少将第四组长的职位,去从事他的油画生涯。他留法时原是学艺术的,1947年至1949年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校长。先父周围,就有多位类此视富贵如浮云、有胸襟的道义之交(可参见敝著《黄金档案》的人物篇)。
  不久,侍从官交来父亲的履历书,上面有蒋的批示:“准派为机要科长”。换一个人,一定非常高兴,留学巴黎大学,拿了硕士回国做个科长也不算过分,但我父亲看了:“大吃一惊,我对庆祥兄说:这绝对不可能,必是委座笔误。庆祥兄认为不会错,委座对你印象一定特别好。”但先父坚持要毛庆祥再请示蒋。次日清晨6时,汪日章打电话给父亲,“委座嘱即往见,至则见委座正在庭前静坐,胸腰挺直,而手置膝上,移时坐毕入书室,嘱我进见,微笑对我说:你还是先做少校秘书,好好从小做起。”(1933年父亲进入蒋机要室的任命状)先父就是这样极本分的一个人,不躐等躁进,从基层切切实实干起,由这样开始,蒋介石对先父的信任,渐渐超过了与他渊源更深、曾资助念大学的陈舜畊。在服务半年后先父就晋升中校密电股长,掌理蒋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并协助“黑室作业”,即蒋的侍从室著名于世的密电室。 。。

服务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夫妇建立的渊源(2)
先父曾提到一件事,印象特别深。
  1933年9月底,福建的陈铭枢早有叛变迹象,10月初即陆续有各方面情报,我们截译密电工作也特别紧张,有一天,我适在黄季弼兄(主持黑室工作)办公室,得知正截获了一通无线密电,已译出了几个字,后经再三推敲,竟将全文译出,暴露了全面叛变计划,立刻送上委座核阅。此乃敌人自己供给的资料,比任何情报可靠。这也说明为什么,委座特别看重这一项黑室工作。
  此即近代史之“闽变”,也间接证实了先父从一开始就受到蒋的信任,进入了最机密的中心。
  1934年7月,航空委员会改组,蒋兼任委员长,不久意大利墨索里尼征得中国同意,派了一空军顾问团来华,团长为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民族英雄劳第将军(Genl。 Rodi),他想找一位秘书,其条件是此秘书必须为蒋委员长所熟知的人。先父就在那年11月至航委会到差(据汪日章回忆说是他推荐的,参见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开始了他在国民党政府空军整整十年的生涯,由航委会秘书,而笕桥航校秘书,而航委会主任秘书、经理处副处长,最后一职为空军上校经理处长。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西安事变,蒋夫人宋美龄应变出任航委会秘书长,晋升先父为主任秘书(《国民党军事制度》,2009)。
  据2009年宁波北仑小港信息网登载,在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先父做了件“傻事”:当时宁波故乡的“蔚斗小学师生鉴于国内形势十分紧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达到了高潮。三月,蔚斗、新民、良才三校决定出一份以‘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为宗旨的半公开油印刊物。编写工作由周鸣宇等实际负责。……为县政府所注意,……不久,蔚斗的多位爱国教师被捕”,先父却掩护地下党周鸣宇逃逸。“上海进步刊物《读书生活》、《妇女生活》曾以《镇海国民党当局逮捕爱国教师》为题,撰文揭露反动政府*爱国教师的罪行。蔚斗校董唐爱陆,校长乐嗣钟以及在上海的吴沛宁同志积极奔走营救,终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经吴沛宁之叔父(青峙七星延陵学校校董)、笕桥航空学校教育长吴嵩庆先生力保,迫使反动派不得不将被捕教师全部释放。爱国教师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两个月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由上文知道,先父并没担任过笕桥航空学校教育长,只是位秘书,但在1936年他是航委会的主任秘书。这里又显示出先父在政治认识上,在国民党政府*高潮中,是太“天真”了。他只知是非,而对党争毫无了解与兴趣。
  在与蒋夫人共事期间,有一次他与飞虎将军陈纳德因事相争,蒋夫人对他说:“你得罪了顾问,应向他道歉!”我父亲说:“此事我有理,我决不能道歉,而且他用手拍桌,是他侮辱了我,应向我道歉。”蒋夫人听了遂向陈纳德说:“我们中国人认为拍桌子是一件极不礼貌的事情,好罢,你们两人握手言和罢!”于是在夫人面前,我父与陈纳德两人热烈握手,言归于好。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洋顾问面前一向不卑不亢。
  抗战期间,1942年先父已晋升为空军经理处长,四川梁山要筑一大型机场,以接应盟国空军,需要一笔巨大经费。父亲请夫人帮忙,夫人告诉他:“我们一同去孔公馆”。到时,孔祥熙(1880—1967,时任行政院长)远远看到他们下车就用英语说:“我知道你又来讨钱了,因为你带了会计来。”随着拿笔批“照发”二字。父亲认为,此案如果用正式公文手续,不知几个月才能办通。又一次,父亲经办某案,就用便条写着需费多少,面呈夫人。过了一小时,父亲收到侍从室送来的委员长亲写“吴秘书亲启”函,拆阅之下,原来是方才呈送夫人的便条委座没有批,只在后面写:“此致孔院长,中正手启某年月日”,蒋的字比他还要工整,让我父亲感到惭愧,也让他感激。先父与蒋夫妇的关系,较从属与长官的关系要深一层。。 最好的txt下载网

服务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夫妇建立的渊源(3)
他认为,在离开空军二三十年后,夫人仍对他照顾有加。1968年,他在唐荣钢铁公司任董事长,在高雄新建好一座中兴钢铁厂,正巧蒋夫妇也寓于澄清湖官邸,父亲极盼正在欢度82寿辰的蒋也能来厂视察,特写信给夫人。第二天,蒋夫妇即亲临此厂,夫人对他说:“我给你请到了!”让先父感到温馨。
  1971年3月,先父遭遇重大车祸,座车与一被警察追逐的盗车在纵贯公路上相撞。第二天清醒后,在左营海军医院得知,士林官邸打来电话,当晚空军派专机由外科教授杜圣楷(杜是我们家的好友,也是蒋的侍医之一)护送至台北三军总医院治疗。次晨,外科主任卢光舜大夫(医界前辈,曾主持筹备兴建台北的阳明医学院)带了一束花来到病房,面传夫人关切之意,并谓这束花是夫人亲自在花园中采来的。卢大夫并告诉父亲:“我们医护人员看得多了,对某人,总统关切。对另一人,则夫人关切。很少有总统与夫人同时深切关怀如对你的。”方知昨日电话与专机,都是夫人从中促成的……
  与蒋夫妇能同时建立良好关系,可能是家父的教育背景、宗教信仰以及个性使然,如前述,他为人本分,从不作非分之想,也不做攒营晋身之事,先祖父教育他一切为“公”,所以一生很少为自己,甚至自己家庭着想(有时就有些过分,变得“不顾家”了)。因为是基督徒,与蒋夫妇在信仰上没有隔阂,上海沪江大学毕业的,又是奉化的邻乡人(同属浙江鄞县),在外语上也是得心应手,英、法文都很流利,做事方面也是侍从室“中正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日后中原板荡之时,央行的“军费”大任就降到他头上了。这也是蒋夫妇知人善任的一面:虽然古板木讷,却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但在这之前,还须接受其他历练。
  1943年7月,他奉命去国民党的党政高级班受训,得当时任军需署署长的陈良(字初如)的赏识,于结业后调任少将粮秣司长,从此被纳入军需财务系统,由于此而经历了黄金运台等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1943年8月刚上任时,他就遇到一个惊险经历: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召集最高军事会议,带了一位高炮士兵,报告说,每日吃的主食,军米仅20两(照规定为25两)。委员长遥指着坐最后一排的粮秣司长作答,先父哪见过这样大的阵仗,刚上任,不知怎样作答。幸亏何应钦(军政部长)、陈良、俞飞鹏(后方勤务部长)说碾制、运输、储藏、洗濯都有损耗,替他解围,但蒋要他在山上多待几天,当时王惕吾(后为台湾《联合报》创办人)任蒋卫队团第二营营长,王逸芬(后任财务署台北收支处处长)任团军需主任,父亲就与他们住在一起,并请他们协助调查。
  这种“粮耗”,是历史上最伤脑筋的事,他甫任斯职就须为此“耗损”说明清楚,实在是个难题。但他精力过人,脚踏实地,到部队去调查,由各种数据说明军粮之领发、碾制、运储等损耗难免,绝不能达到25两全数,这种用科学数据的统计方法,与我每日在实验室中作动物或人体研究论文,其复杂度不遑多让。他的结论是,需要管理一元化,建立全国仓库网,集中管理,以减少损耗。
  通过了这次测验,他于一年后晋升为军需署副署长,1944年11月又奉命兼任兵役部经理处长,身兼两职当然是位“能吏”。另一方面,作为前西北军“军阀”的鹿钟麟是兵役部部长,而兵役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弊端所在,蒋介石曾枪毙了负责兵役的署长(原属军政部),才设立兵役部,找了一个“党外”的西北军将领来做部长,自有平息众怒的目的。鹿部长也非傻瓜,特别找了位与蒋关系甚深又有清誉能吏的人来兼任经理处长,可以有如昔日的“钦差大臣”,来纠正风气。

服务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夫妇建立的渊源(4)
父亲的一项任务就是调查新兵及师管区医务实况。他揭露贵州各师管区的医院直如“催死所”,途中二连新兵直如乞丐群,旅舍不许入内,夜卧檐下石板上,以致一夜即添病兵23人。碰到先父这样有血性的“钦差”:
  ……立即将病兵送入医院,嗣严经交涉,始得入室居住。夜闻咳嗽声呼应不绝,声声刺耳,不能入眠,因起而秉烛草此报告。钧长读之,当亦可闻新兵在寒夜所发呻吟咳嗽声,而共掬同情之泪也。谁无父母,孰无子弟,使其流连颠沛至于此极,未握枪受训杀敌前,已成饿者、病者、死亡者,害民而不能福国,尚有逾于此?……钧长当指兵役部长鹿钟麟。此外他也调查了新兵的伙食:……在贵阳则常领不到米。……在此军粮困难中,又有干部克扣之事。据兵站运输大队所接新兵面告,由安顺来筑(按:即贵阳)途中,连长曾售去米一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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