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玉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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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重重，机会渺茫，他还是千方百计想着跳出“农门”。他进入到农村的建设工地当民工成为他走出农村的起点。是金子总会闪光。田浩禄又因为写作才华受到相关领导赏识，最终走进了县城，远离了贫困的乡村，进县制药厂当了临时工。虽然因为处事不慎遭受了一次牢狱之灾，但沐浴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追逐市场经济的大潮，田浩禄东山再起，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医药公司，终于在城里扎稳了脚跟。特别是他还演绎了“蛇吞象”的财富神话，兼并、收购了资产过亿元的原县制药厂，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无论如何，小说通过田浩禄的人生经历，展示了农村青年超越乡村生存环境、跨越城乡界限与实现人生理想曲折而又富于意义的人生道路，也赞颂了田浩禄这样的农村公民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吴道毅：评羊角岩长篇小说《红玉菲》（2）
而追溯田浩禄的个人奋斗史，可以感受到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时代风云变幻，特别是城乡改革的历史变迁。在田浩禄生活的农村，马必贵的倒行逆施、横行乡里与鱼肉百姓不仅揭示了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的人性丑陋与丑恶，而且暴露了农村社会体制的问题，如个人集权的危害与作祟，同时也反映了文革历史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所留下的巨大后遗症。县制药厂的开办见证了革命老区在新时期的焕发青春，以及迎击改革大潮的姿态。然而它很快倒闭却暴露了国有企业的生存困境以及政企体制的诸多问题——如政企不分、用人不当与监督制度不健全等等。它被田浩禄的私人医药公司收购，可以理解为国有企业的私营化过程，理解为促使国有企业起死回生的一剂妙药灵丹，但似乎更像是历史所开的一场滑稽的玩笶。它在转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的巨大流失，再次反映了改革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改革所要经历的巨大阵痛。我认为，这些描绘反映了小说对时代脉搏的及时而较为准确的捕捉，是小说较见功力的地方。
　　在小说故事描述中，作者还着力探讨与思考着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便是城乡差别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管理体制，城乡差别越拉越大。特别是城乡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社会鸿沟，短时期内根本无法填平。这种社会体制不但严重地束缚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道路，诸如就业、招工、提干、享受社会福利等等。对小说中的田浩禄来说，他的人生道路之所以那么曲折，他与覃怡红的爱情之花之所以刚刚开花就陷入枯萎，他梦寐以求的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人的身份三番五次努力均归于无效且最终化为泡影，正是因为现行的城乡体制或城乡差别造成的。可以说，无论是田浩禄的爱情还是他的事业，都是在城乡差异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与贾平凹等许多书写我国农民生存状态与生存命运的作家一样，羊角岩是为农民代言的。或者说，他的小说是为自己的父老乡亲代言的。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对我国城乡体制改革的迫切呼唤。
　　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土家族作家，作者还在小说中穿插了大量土家族风情的描写，从而使小说洋溢出浓郁的民族生活的气息，同时也有效地铺垫了小说主人翁成长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像热火朝天的薅草锣鼓，柔情似水的土家哭嫁歌，欢送亡人的粗犷骠悍的“撒忧儿荷”（土家跳丧歌舞）等等，都被作者描绘得淋漓尽致，异彩纷呈，让人如同身临其境。这样的描写自然体现了作者丰富的生活积累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熟稔与热爱。
　　当然，作为长篇习作，《红玉菲》也不是没有瑕疵。个人认为，这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某些地方显得结构松散，尤其是向明海等绑架李楚辛、勒索田浩禄显得枝蔓；情节设计有不合情理处，诸如田浩禄坐牢，郑菲菲献爱为父赎罪等让人无法理喻；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认识不够理性化，且让田浩禄作为私企老板成为收购国企、身价一夜飙升的赢家，有损人物形象的完整性与纯洁性；性爱描写流于粗俗或一般化，有招徕读者的嫌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作品的严肃主题，也损害了艺术的雅致。
　　（作者系博士、中南民大文学院副教授）
　　

羊角岩：我的爱永远属于清江
感谢中国作协创研部、湖北作协以及我家乡湖北长阳县委县政府各位领导的重视支持，使我在北京举办长篇小说处女作《红玉菲》研讨会的梦想得于实现。感谢北京各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在百忙中研读拙著并莅临研讨会。感谢各路媒体朋友关注支持。
　　1999年6月28日，我的诗集《鄂西倒影》（作家出版社）在北京中国作家活动中心举办过一次诗歌研讨会。今天我带来的则是我历时三年创作的30万字长篇小说处女作《红玉菲》。最初我写的是一个中篇，投给《民族文学》杂志，编辑杨玉梅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长篇小说构架，我也觉得有道理，于是我就大胆地将它扩展成了长篇。初稿杀青后，修改得比较艰苦，七易其稿。修改过程中有幸得到了武汉大学博导、著名文学评论家於可训老师的指导。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省委宣传部、省作家协会、省文联文学艺术院、长江文艺出版社以及我的家乡长阳县委、县政府等多方支持。在一个月前的11月26日，《红玉菲》刚刚由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武汉市文学艺术研究所在武汉传媒学院举办了一个出版座谈会。武汉会议上，专家们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基本的肯定和鼓励，认为写出了“一部新时期农村青年的奋斗史”。借此机会，对上述关注和支持过《红玉菲》的各方领导和朋友一并表示感谢。
　　我清醒地知道《红玉菲》只是我的转型之作，因而不敢奢望北京的专家学者对它作出很高的评价。但是，丑媳妇总是应该见到公婆的，我就这样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一种“初生牛犊”的闯劲儿，把《红玉菲》呈交给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我所期待的是专家学者多给批评意见，多指出我在作品中存在的明显问题以及今后创作时的解决方案，这样就能使我有所收获，有所进步，使我有信心将下一部作品写得更令人满意一些。
　　借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我特别想表达的是，家乡的土地和清江以及独特的土家族历史文化滋养了我的人生，给予了我丰富的写作资源；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才使我的创作有较好的环境条件；是家乡众多朋友的关爱才使我获得了勇气、力量和信心。贾平凹用他的《秦腔》为他的家乡竖了“一块碑子”，而我从诗集《鄂西倒影》到长篇小说《红玉菲》都是在表达我对家乡的感情。在我今后的小说创作中，我想我只有一个创作的母题，那就是“爱与清江”。今后，我还要用我的一生以及全部的创作激情来回报我的家乡人民，我的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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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玉秋：沉浮凭潮流，性格有新意
——评羊角岩长篇小说《红玉菲》
　　我读了《红玉菲》后，觉得从一个诗人转型到写小说，一个基本的定位觉得是成功的。我从两点来看，第一点，它基本符合小说“从一滴水看大千世界”的艺术规律。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里这样的一个青年田浩禄三十年来的人生道路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缩影。从这一点上来讲，它应该是成功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当时的奋斗目标简直微不足道：他只不过想离开农村，有一个城镇户口，有一份正式工作，与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恋爱、结婚。然而，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于田浩禄这样的农村青年，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的目标，要想实现都难于上青天。尽管他的能力多次被各级领导所赏识，但一个小小的村长，凭借手中的权力，利用他大伯父的所谓“政治问题”，一次次阻挠了他的努力，打破了他的希望。究其根源，一不在于权力，因为若论权力，好几个看上他的领导的权力都比村长大；二不在于体制，因为即使是在当时，他的户口问题在体制内也有解决的途径。田浩禄之所以命运多舛，除了性格原因外，主要是社会潮流使然。当时的社会潮流基本上给每个人都规定好了生活道路，不提供规定之外的任何机会。每一个企图突破社会规定的人都会被视为异类，遭受各种各样的打击。小说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田浩禄后来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后来并没有解决户口问题，但是他成功了，不仅进了城，获得了财富，拥有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女人，甚至能俯视自己命运中的“贵人”。他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潮流给他提供了机会。所以田浩禄不是高加林，而是成功了的高加林。小说把人物命运的沉浮与社会潮流的变迁比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实践了小说“一滴水看大千世界”的基本艺术特性。
　　第二点，我觉得小说人物是有新意的。田浩禄命运的沉浮除了取决于社会潮流之外，还有他个人的性格因素。小说的作者是土家族，小说写的是土家族聚居地区的故事，小说中穿插着很多土家族的神话传说、民歌民谣和风俗习惯。主人公田浩禄就生活在土家族民族文化的环境之中。这就使得他的性格在文化基因上有着许多不同于生活在封建文化积淀厚重的西北的高加林的特点。所谓文化，有时是有形态的，有时是无形态的。无形态的文化就溶解在带有不同文化基因的人们的言谈举止之中。在田浩禄的行为举止中，就可以品出他跟汉文化些微不同的东西来。这种不同，其实是一种最深邃的文化，它不是非得贴上土家文化的标签。在田浩禄的性格中比高加林多了一些柔性的、温情的东西。高加林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出人头地。有的批评家说《红玉菲》没把人性的东西推到极致，我的看法不同，因为推到极致就意味着要像高加林那样野心勃勃出人头地，而土家人的性格中可能就是像田浩禄这样的柔性的、温情的东西。田浩禄就是这样简单，就是只想着要离开农村，在他眼中，一个商店的售货员都高不可攀。这就是不一样。而生活在男性中心文化积淀深厚的环境之中的高加林，有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东西，在奋斗过程中他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巧珍的牺牲和奉献。田浩禄在与女人的关系中则还保留着两情相悦的基本性质，不管他落魄时还是发迹后，他与女人的关系都是以情为基础的。他爱覃怡红爱得始终如一，当初写分手信虽然造成了两人一生的婚姻家庭悲剧，但那是以成全对方、牺牲自己为前提的，这一点高加林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更为难得的是在他成功之后，对于处于弱势的覃怡红仍能保持着一份尊重，这也很难得。当然他也有弱点，在与向明玉的关系上他就显得很残酷，但那是基于无爱的残酷，虽不能让人认同，但多少还可以理解。而他在郑菲菲的美色与真情面前，能够抵御住诱惑、保持一份清醒，就更可以看出他在感情上的专一了。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无论是他在强势威压下的坚持（对范勇），还是在灾难临近时的承担（对向明海），都显出可贵的道德底色。这种底色（不是底线），就是土家族文化的一种非常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