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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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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口述》 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2)
第二天,刘仁等人被狼狈带回市委。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生、刷厕所,累得他团团转。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刘仁朝不保夕的情况,对郑天翔,我也十分担忧,怕出问题,便写了报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监护,由卫戍区经办了。  据杨成武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说我包庇“黑帮”。周总理便问杨成武认识不认识吴德。杨成武说: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周总理说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没有做成,我逃过了一关。  谁知粉碎“四人帮”后,市委有些同志据此来批判我,说我搞了个“反修堡”。这件事,前后都被人批判了。  那时,刘仁同志被整得很惨,家也被抄了。刘仁同志是很坚强的,他只是说彭真犯了什么错误他就犯了什么错误,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刘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11月18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讲“文攻武卫”,她接见河南造反派还是安徽造反派时就宣传“文攻武卫”。这样,武斗从“文攻武卫”的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武斗问题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年至1968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  这是“破四旧”,先是发布通告发不出去,等通告发出去了,又来了一个“文攻武卫”。当时,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  再说一说“大串联”的情况,我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说。我调到北京来后,1966年7月下旬就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开始检讨。市委就不灵了,以后就瘫痪了,可是,我还要工作。毛主席接连八次检阅红卫兵,大概接见了1300万到北京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当时都叫红卫兵,手臂上套一块红布就行,这给组织接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第一次是在天安门举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车上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但毛主席的车一出来,争着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车包围了,进不得,退不得。谢富治、汪东兴都在毛主席的车上,他们都急了。我在后边的另一辆车上,一看要出事,赶紧下车向前挤,但根本挤不过去,我被挤得前心贴后背,喘不过气。。 最好的txt下载网

《吴德口述》 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3)
后来是组织了部队手拉手把群众分开,才把毛主席1966年,毛泽东被欢呼雀跃的受阅红卫兵围在中间硬接出来。我也挤不出去了,亏得一批中学生开出一条道,方走出重围。  我出来后,看见毛主席和刘少奇都在上天安门的电梯口处坐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说,应该检讨,我组织得不好。  接受这次教训,以后的检阅改为红卫兵坐大卡车经天安门受毛主席检阅。结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车。又改为像*似的,从天安门前走过,但秩序也很乱。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门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只顾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热泪盈眶。  每次都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西苑机场的检阅,那次可能有一百多万人,当时踩死了两三个人,大家都没命地往前拥,形成不由自主的强大人潮。  八次检阅,每次都是周总理找我们亲自布置,当时真是刻刻提着心,怕出事。  红卫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来没有离开的,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300万。当时北京市区的居民也就是300多万,不到400万人,一时增加了这么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难。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尽量调剂。其实不止是食、住、行,衣也摊上,天凉了,南方来的人还得给他们发御寒军衣。北京市委红卫兵接待站设在先农坛,负责人是国防科委的一位同志,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很好,还有一些军队“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昏头昏脑的。这些吃、住等问题是不好解决的,接待站的同志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就打骂他们,甚至抓他们去*,做“喷气式”来批判。这些同志很苦,见到我时委屈得哭,提出不干了。那时,我也被揪斗,但还要劝这些同志,说工作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能不干,而且要干好。  有一天,来的人特别多,前门那一带都挤满了,人山人海。实在没办法了,我去找周总理,说北京市各机关容纳不了了,中央各机关我动员不了,如何是好?周总理说通知中央各机关和市委各机关开一个会。于是,马上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个万人动员大会。大家都到了,我一说话满场起哄,没人听。无法,我就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来了,他要求各机关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领人,各机关能住多少就领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  以后按这个办法,一来就通知各方面来领人安排住宿。那时,北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住了红卫兵。上上下下,一片沸腾。  后来陶铸提出,这样串联影响铁路等交通的正常运输,听说把火车的窗户都挤坏了,号召走路串联,不坐车乘船,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才有效,慢慢来的人就少了。  再讲一个事情,“西纠”后来变成“联动”,“联动”被中央*抓了一百多人,包括董老的儿子董良翮都在内,“西纠”后来不行了。然后起来的是哪一派呢?起来的是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这个案子后来还通报了我一次。  李冬民组织了一个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江青说真正的左派是“首都兵团”,中央*小组要市委支持它。  中央*小组真是支持,在“首都兵团”的成立大会上,中央*小组的那些“左”得发紫的人都参加了。周总理也在场。北京市是我和丁国钰、雍文涛参加的。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1966年11月,新疆工学院红卫兵长征队顶风冒雪行进在戈壁滩上,赴北京串联国务院的秘书长周荣鑫也陪了周总理来。这个大会主要是批判“西纠”。我记得“西纠”是北京31所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组成的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在大会批判过程中,江青故意提高嗓门,问到会的人知不知道谁是“西纠”的后台?参加会的红卫兵说不知道。江青铁青脸说:就是周荣鑫!要大家看一看他,让周荣鑫站到台子的前边。江青接着又声嘶力竭地说:还有雍文涛!这样,当场就把周荣鑫、雍文涛揪走了。  我看周总理的样子,他并不知道江青要点周荣鑫的名字,周总理也紧张了,但镇静地控制着。陶铸从中南局调到中央任常务书记后,从中南局调了一批人,雍文涛就是其中的一位,江青他们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陶铸的。  我和丁国钰在后边坐着,真有些如坐针毡,坐不住了。丁国钰低声说:他们都点完了,就该轮到我们了。  天知道,一直到散会,也没有点我们的名字。散会时,中央*办事组的人来说,江青让我去。江青问我雍文涛是什么人。我说:雍文涛是中央派到市委工作的,他没有问题,他分管中学工作,他去“西纠”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责任在我。如果雍文涛有问题,罢了我的官算了。江青很生气,让我回去写检查。  我的检讨送去后,江青在上面批了,大意是说吴德还比较谦虚,但不能不讲原则,雍文涛是有错误的。  周荣鑫、雍文涛被揪走后,好几天都未放回来,我们就派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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