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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瞧,这人-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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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4月,胡适在日记中剪贴了黄兴等人的通电,电文颇长,其中亦有言及革命处,亦与胡适之意颇近(不知这是不是胡适特意剪贴的原因):
  “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卜之政象良恶。故辛亥之役,乃满洲政府成之,非革命党所能自为力也。”此即革命是逼出来的。然而,黄兴一边认为“须知革命者,全国心理之符,断非数十百人所能强致”。一边也认为:“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或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黄兴对革命的态度殊可玩味,就辛亥之役,他认为革命是正当的,但对辛亥以下,他的言论就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宋案发生,黄兴最初是主张以暗杀对暗杀,孙中山否定了他。但孙却主张更为激烈的军事举动,黄又不赞成。黄兴在通电中的这段话是否针对二次革命,我们可以先看看再说:“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伤,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仁之所共谅。”
  1916年1月31日,时在哥大的胡适有“论革命”为题的日记,其实是他寄给维廉姆斯教授的信,信中涉及革命的问题。这是胡适第一次以其为题并谈了对它的看法,20世纪的胡适注定以后还要和这个词以及这个问题打多次交道。
  “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的必经阶段。
  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
  的。中国有句古话叫‘瓜熟蒂落’。果子还未成熟,即去采摘,只会弄坏
  果子……
  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吾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
  的政治,无捷径可走。持君主论者并不期望开明而有效之政治。革命论
  者倒是非常渴望,但是,他们却想走捷径——即通过革命。吾个人态度则
  是,‘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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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论革命”(2)
础’。
  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需之过程,可是,人却是最没耐心的!
  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需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类
  进化之必需。’”
  胡适信中表明了两点,一、不赞成“革命”,尤其是那种“早熟之革命”(“早熟”即指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以火与剑来解决问题)。二、强调“教育”,即通过教育民众来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在胡适的意识中,中国问题,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革命问题。走捷径的革命并不能解决20世纪中国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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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1)
早在给维廉姆斯教授的信之前,胡适致信韦莲司,已经流露过上述两种想法。一、“吾对造反者甚感同情。可是,吾不赞成现今之革命。”二、“吾辈之职责在于,准备这些必要的先决条件即‘造新因’。” 此处的“造新因”当联系前此的“再造文明”,即通过教育为新文明添加新的因子。
  十多天后,胡适给国内朋友许怡荪写信,再度申述这个“造因”。他的意见是:
  ……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虑。倘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至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从根本着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庶几犹有虽亡而终存之一日尔。
  这就不难理解日本二十一条发布后,北美学生群情激昂,胡适却为什么独自主张保持镇静、赓续学业。照说,一个世纪看下来,胡适的思想并无独致与深刻,他的不同在于,他的眼界十分高明,即在年轻时,这一点就已形露而出。很难想象,在众人一面倒的亢奋中,他能不为其淹而独保那份“清明的理性”,而此时他也不过24岁,也正是容易沸腾的年龄。至于那句“外患亡国亦不足虑”是要招致千古骂名的,可是顺着他的思路往下爬梳,你能说他说的没有道理?
  ……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同上)
  “树人”,这是鲁迅的名字了。鲁迅初名樟寿,后改名树人。也是在二十多岁时,留学日本的他作《文化偏至论》,其中表达的观点“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这种“根柢在人”的观点,胡鲁是共同的(其实,他们的观点都来自梁启超,来自梁启超的“新民”)。但,同为树人,胡鲁显然又不一样。鲁迅的树人有两个反对面,一个是“富有”,一个是“众治”,前者是鲁迅不赞成洋务运动富国强兵那一套,后者是鲁迅不赞成戊戌维新立宪国会那一套。胡适不然,他提出树人,其反对面是那种企图走捷径的“革命”。就像胡适不会反对富国强兵尤其立宪国会一样,鲁迅则不会反对“火与剑”的革命,而且后来更主革命。革命的遭遇不革命的,胡鲁后来分道扬镳,彼此都符合他们内在的思想逻辑。另外,即以树人本身,胡鲁亦分别有所计较,鲁迅的树人是以尼采的超人为其底本的,其中流贯着的是精英政治乃至超人政治的血脉,胡适虽然未曾明言何以教人,但肯定不是他曾经批判过的尼采那一路,而是他身受濡染的北美这一径。
  ……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图。然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同上)
  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是胡适经常讲的一句话,这句话梁启超在《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中也说过,胡适曾经大篇幅地抄录过其中内容,而胡适此信,其中也闪动着梁的影子。至于此句,推其原始,则来自孟子,《孟子·离娄上》云:“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艾即艾叶,药草也,古人针灸时用,以长年储存并干透为好。治疗不愈之久疾,则需经年之艾叶,否则不治。如不早作储积,一辈子都得不到。“三年的蓄艾”,是平时的功夫,这里没有捷径,也没有急功近利,它是打基础造前提的努力。造就新文明,在于造就新人,百年树人,这才是根本。而革命,在胡适眼里无以解决这个根本。
  案:至于说这封给许怡荪的信闪动着梁启超的影子,可查胡适前一年5月23日的日记,梁启超搞政治出身,戊戌败后,力主“新民”,但同时出现反政治的倾向。在他看来:“彼帝制也,共和也,单一也,联邦也,独裁也,多决也,此各种政制任举其一,皆尝有国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国则此数年之中,此各种政治已一一尝试而无所遗,曷为善治终不可得睹? ”这话说得有意思,各种制度都尝试了,却无望于“善治”,果如此,我要问得是,把这么多种类型的政制仅用几年就走马灯一般过了一遍,水过地皮都谈不上,你怎么可以指望“善治”?“共和”、“联邦”、“多决”(即民主),哪一种政制移植他壤不需要一个适应与生长的时间,我们给它这个时间了吗?甚至我们给它(比如“联邦”)机会了吗?中国人性子最慢又最急,忍受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国势甚虚,却企图西方制度速效救心,立竿见影。七年之病,容不得三年的蓄艾,这正是上面胡适批评的“最没耐心”。于是,最后只剩下一条路:革命。鲁迅云:“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

二十八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2)
不过,当梁启超在政治之外试图“治本”时,倒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教育”。他在历数了现代政治的七个“必要之条件”后,曰:“具此条件,始可以语于政治之改良也已。吾中国今日具耶?否耶?未具而欲期其渐具,则舍社会教育外,更有何涂可致者?”这个“社会教育”,在梁的眼里,就是孟子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虽曰辽远,将安所避?”至于有人说:“今之政象,岌岌不可终日,岂能待此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计?恐端绪未就,而国之乱且亡已见矣。”梁的回答是:“虽国亡后,而社会教育犹不可以已。亡而存之,舍此无道也。”(同上)
  由此可见,胡适信中的“树人”出乎是,回国后立志“从事于社会教育”出乎是,孟子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亦出乎是。当时胡适大段抄录梁的文章,说“其言甚与吾意相合”,事实上更多是胡适在受梁的影响。年轻的胡适之,除了身在北美,自然接受欧美观念外,国人思想中能与胡适影响最巨者,只能是梁任公。梁之于胡,虽非塾师,但为私淑。
  

二十九 “理想”的迷途(1)
在题名为《梦想与理想》的日记中——此日记记于1915年3月8日——思想尚未免疫的胡适再度因年轻的热情而出现偏差。在中西文化比较的框架中,胡适先谈梦想,认为天下多少事皆成于梦想,今日大患则在于无梦想之人。这种说法无可无不可,可以放下不论。往下,胡适笔锋开始转向理想,一开始就称赞:“尝谓欧人长处在敢于理想。其理想所凝集,往往托诸‘乌托邦’(Utopia)”,在胡适开列的名单中,有“柏拉图之Republic'《理想国》',倍根之New Atlantis'《新亚特兰蒂斯》',穆尔(Thomas More)之Utopia'《乌托邦》',圣阿格斯丁()之City of God'《上帝城》',康德之Kingdom of Eeds'《论万物之终结》'及其Eternal Peace'《太平论》',皆乌托邦也。”胡适对乌托邦的理解是“乌托邦者,理想中之至治之国,虽不能至,心向往焉。”
  什么是“至治之国”?至者,尽善尽美之谓也。这个世界上会有被治理得尽善尽美的国家吗?抑或,这样的国家可以成为我们的理想吗?一个“乌托邦”——用汉语来讲叫“乌有之乡”——已经指谓其不可能。而把一个不可能的对象当作自己可欲的追求,是一桩岌岌乎危哉的事。更要命地是,这理想的追求,看起来是个人的事,但它的指涉却远超个人之外。
  也许,我们可以赞同一个人的梦想,无论他怎么异想天开,也无论它实现与否,这都是他个人的事。“理想”不然,它从来就不是个人的,而是广之于众的。正如胡适欣赏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构成一种‘理想’与一件日常愿望的对象两者之不同的就在于,前者乃是非个人的;它是某种(至少在表面上)与感到这种愿望的人的个人自身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的东西,因此,在理论上就可能被人人所愿望。因而我们就可以把‘理想’定义为某种并非以自我为中心而被愿望着的东西,从而愿望着它的人也希望所有别的人都能愿望它。” 事实正是如此,在胡适这里,所谓理想(特别是那种乌托邦性质的)与个人无关而是有关家国。那么,问题来了,在家国问题上,每个人的理想都不一样呀,就像什么叫尽善尽美,这善美的理解也是人各不一。以胡适所举的柏拉图为例,他的《理想国》在他看来是理想,可是在自由主义看来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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