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车有治没治-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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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不明就里的老百姓看到北京空气质量改善，大多数人支持单双号等限行措施，但是，当他们领悟到政府在用纳税人的钱财加大管理成本、在用纳税人的钱财为其错误施政买单时，必然意识到自身权益遭到侵犯，必然从支持限行倒戈为坚决反对限行，甚至有人提出：应当对车辆封存及限行期间政府租车、打车费用进行审计，且租车、打车费用不能用纳税人的钱财为政府错误施政买单，即不能将租车、打车费用计入政府管理成本。由此可见，施行机动车限行措施，政府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有些确有实际困难的私车车主导出自己的苦衷：有位男士说，我住在望京，孩子在亦庄开发区上学一年级，我在亦庄开发区上班，每天开车上下班顺带接送孩子，孩子每天早晨8：00到校，限行以后每到不能开车这一天我可怎么办？有的住在南五环要去北四环、北三环一带去上班，开车时早点走到单位用一个小时就够了，而每周有一天不能开车，乘公交要倒好几次车，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到。有的夫妻俩，虽然有两辆车，不是同一天限行，而且即使是同一天限行，交管部门也承诺可以换车牌，但两个人上班的方向完全不同，根本无法互相搭车。如果能顺路搭车，当初也就不必买两辆车了。限行以后，对于这个小家庭来说，每周就有两天面临不能开车的难题。一位女士愁眉不展，“周一到周四，哪天不开车，问题都不大。唯独周五，闺女学琴，我得开车把琴拉到老师家里去。偏偏我车尾号是0，周五不能动，我们家住得又偏，不好打车。我们娘俩可怎么办呀？”这位女士心情很是不爽。
限行通告中还有一个“人性化”措施，就是以后要每月限行尾号要定期轮换。就这一点也引起了很多车主的非议。现在每周一天的限行有的人稍不注意都可能疏忽，在禁行当天非主观故意上路。如果每月轮换一次，刚适应了某日限行的车主，很可能又因记不住限行日期而非故意违规。很多人说，轮不上几次，估计就晕了。一项措施给人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必将使执行效果打折扣。最后能否顺利执行下去也难说。
限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对此，也有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说，实行与没实行限行时比，堵的地方还是堵，只是不堵的地方速度加快了。有的人分析说，奥运会期间实施单双号，许多的小型企业与个人考虑，时限仅有3个月，不打算购买新车。奥运会期间报道说“首都交通缓解3成”。为什么只缓解3成，而不是5成？主要原因是：一些机关单位在奥运会开始之前纷纷购买小汽车，一些大中企业也纷纷购买小汽车，一些富裕家庭也购买新小汽车。新购的小汽车弥补了单双号不足的车牌号。另一个原因是，分单双号以后，车辆的出行率大为增加，所以那两成车辆减不下来。如果长期实行限行，购买新车的还会增加，限行所消减的车流量就会逐渐被抵消。已经拥有小汽车的小型企业和家庭，他们为了用车方便，一定也要想办法满足自己用车，单位或家庭单号车少或无的，就要购买小车，挑选单牌号；双牌号少或无的单位或家庭，就要购小车，挑选双牌号。有些家庭买不起新车的就会花小钱买二手车以应急需。不仅小车增加一倍，经营运输业的单位或私营企业，也要添置单双号的货车，以避免影响自己货物的运输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估计要不了多少时间，道路上的汽车不仅恢复到未限行单双号前的状态，而且可能更加严重！原因是：用车单位和家庭，都要根据单位的经济状况购买新车或二手车以满足自己使用，车辆出行不再减少，平均拥有车辆却增加一倍，那些被限制的车辆没有车位停车的，就要停到道路或马路上去。北京在未限行单双号前，停车位本来就很紧张，不够使用。长期实施单双号以后，每天将增加闲置汽车一倍，将造成首都道路无法想象的车辆置停局面，因此造成的堵车，将会更加严重！
还有的人对媒体报道提出了疑问：“六成市民”是怎么算出来的？要知道网上投票由于其人群的局限性和重复投票的问题，并不具有统计学价值。而我看到的最多的官方统计号称是出自北京市环保局《绿色奥运专项调查项目研究报告》，引用时仅是简单说“调查表明有六成市民…”，具体数字是什么？抽样范围是什么？统计方法是什么？既然这一次政府这么重视民意，一说就是“应广大市民的要求”，那怎么不搞听证会？广大市民要求的事儿多了，广大市民还要求通信资费下调呢，还要求房价下降呢，这些怎么就不顺应民意了？北京实行过禁放烟花爆竹，实行的那年，天天电视里播的都是市民哭着喊着控诉万恶的烟花爆竹如何夺走了亲人的双眼、如何烧掉了家里的房屋，并且强烈要求禁放的采访，后来解禁的那年，天天电视里播的都是市民热烈拥护解禁，大赞政府以人为本。咱们北京市民有这么墙头儿草吗？什么话都被我们说了？“民意”的概念在这儿被巧妙地偷换了。试想：搞个公投，让全体市民投票决定是否把北京最有钱的十家企业强行关闭，把其财产变卖然后平均分给市民，一人能分十多万，投票的结果一定没有悬念，90％都会是赞成票。可是真能这么办吗？不能，人家企业的财产你不能随便说了算。“民意”不是至高无上的吗？问题出在哪？问题就在于，“民意”需要有个前提：它不能侵犯他人的财产和权利，否则，它在哪都会变成造反的借口，土改、文革在当年不都是有“民意”的支撑吗？可那时的行动跟我们如今所倡导的《物权法》可是背道而驰。你去问路边上乘凉的大妈、去问没有车并且没打算买车的人，他当然赞成限行私家车，限行了，路上松快了，他坐的公共汽车就开得快了，而这个城市里，没车的人可能还是比有车的人多吧，于是赞成限行多于反对限行也就不足为奇。可私家车是私家车车主的财产，不是公共财产，它涉及到公共道路的使用，所以它的使用规则不是私家车主说了就算的，但也绝对不是那么简单拿给全体人民一人一票表决一下就行了的，那样的话，我们还要物权法干什么？政府的政策应该有连贯性，不能朝令夕改。你要是买个房，买的时候挺高兴，该交的什么印花税呀这税那税全老老实实交了，刚装修好住了没两年，政府颁布法令，说所有拥有自家房产的，按房产证上的尾号分五组，你每周必有一天不许在自己那房子里住，你能干吗？不少人买车的时候正赶上以GDP为中心的年代，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为了增加税收，大力鼓励汽车工业发展，鼓励市民买车，把老百姓能买得起的房子全建在了郊区，让你不买车都不行。现在说限行就限行，谁退那五分之一的购车款？谁退那五分之一的车辆购置税？
某中央级媒体发表文章说， 当一项决策没有考虑或者没有充分考虑民意的时候，部分人对它不满，就是很正常的事儿。此时，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而言，通过“讲理”，将他们的不满消解到最小限度，就是必须的管理智慧。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告诉我们限行为什么是正当的、合法的。 对于“判决书要说理”，我们并不陌生。为什么要“说理”？从公正的角度，是让当事人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判而不是那样判；从功利的角度，则是让当事人认可判决，自觉履行判决，从而达到息诉的目的。 出台公共决策，也同样有一个“说理”的问题。在之前的探讨中，在诸如“限行是否侵犯车主的私有财产权利”、“限行在法律上是否有依据”等问题上，赞成和反对双方的主张针锋相对。如果事实不是政府明知限行违法而执意出台相关政策，那么，每周停驶一天政策的出台，意味着有关部门认可了赞成限行一方的主张。于是，作出上述决策的部门，有责任告诉面临不利后果的另一方：限行，为什么不侵犯车主的权利？限行的法律依据，又在哪里？ 限行通告写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有关规定”如何如何，那么，请告诉我们：“有关规定”是哪条哪款？也请说明，每周停驶一天，而不是一周两天，或者一个月一天，背后有怎样的数据支撑？如果嫌放在通告中啰嗦，可以通过发布会的方式，让大伙心里也明白明白。遗憾的是，再有两天新政就要实行，却没有人对此作出任何解释。 和召开听证会一样，让政府“说理”，也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然而，面对数百万为了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百姓，站出来说说理，难道不是消除他们内心的疑惑最简单的方式？难道不是赢得百姓支持最有效的方式？
文章说：对此，记者认为，比较聪明的做法是把选择权交回给车主。例如，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也是将车辆根据牌照尾号分为５组，从周一至周五限行。但是，圣地亚哥市政府规定，如果车主希望“无限制”行驶，可以多缴纳行驶许可费；如果车主愿意每周少开几天车，可以免除部分行驶许可费；如果车主决定从周一到周五都不开车，可以免交行驶许可费。经济杠杆与强制手段相结合，这比简单的一刀切要灵活。实际上，不管是单双号限行还是每周１天限行，其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简单的行政强制手段，更适用于公车而不适用于私车，从长远看，对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解决交通拥堵问题起到的作用不会很大。
至作者写本书时，议论纷纷仍在继续。在笔者看来，北京市政府出台交通限行措施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多的争议，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措施的出台不免有些仓促，舆论准备不足。虽然相关部门在某些场合也透露过对奥运后交通管理措施市政府正在进行研究，但私家车主们事先并不知道即将出台的管理措施是何具体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措施很快推出，群众显然缺乏思想准备，一时难以接受。正因如此，人们对此表达意见更多是在程序上，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多听听群众的具体意见，应进行听证，应展开必要的讨论。二是推出的限行措施中还不够人性化，不够灵活，对有些问题考虑得不够周全，一些人存在的实际困难确实难以解决。如果措施出台前能够先把方案公布出来，广泛征求社会各方意见，一方面能够使群众思想上有所准备，即使有问题也会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对某些实际问题，群众广泛参与，集中大家的智慧，可能会使这个方案更完善，更合理，有些矛盾得以解决或缓和。这样就会更稳妥些，效果也会更好些。
4、交通拥堵，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躲不过去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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