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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文妖与先知-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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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有可以变迁的吗?这都是我对于爱情原则所欲谈的话,如果晨报记者认为有讨论的价值,就请一次登在副刊上。
  许广平是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同时她自身又有着包办婚姻的复杂经历,她对婚姻自由有着更强烈的渴望,她也最具同情与理解陈淑君情事的条件,但在这篇讨论文章中,许广平一开始就表明她的立场,就是“代表旧礼教说话”,她对张竞生的爱情定则基本上是否定的,对谭陈的结合基本上是不认同的,甚至对陈淑君还颇多苛责,以嘲讽的口吻说为何不在她姐未死以前或未离开广东之前就变迁爱情,可见陈不能算喜欢自由的人云云,表现出一种严重的角色冲突与观念矛盾的双重窘境。 。。

四、论辩姻缘(4)
相比之下,鲁迅的态度要开明得多和温和得多。关注爱情定则讨论多时的鲁迅开始显然不打算卷进这个漩涡里,在这个问题上,他乐于当一个观潮派。但6 月12 日《晨报副刊》刊登了陈锡畴、钟孟公、侠君的三封来信,一齐要求叫停爱情定则的讨论。陈锡畴反对记者(实为编者)偏袒张竞生的态度,要求记者保持“第三者的地位”;钟孟公则攻击这次讨论,认为“除了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佐证外,毫无别的价值”,并“忠告”记者应先“定一个期限,至期截止”,不要再“胡乱尽登下去了”,以免“青年出丑”。
  侠君则要求:“请从明日始,把那‘有一部分意见难免浅薄而且重复’的,不妨一齐割爱。”看到这种消极论调以后,鲁迅终于按捺不住,亲自给主持讨论的编辑孙伏园写信,表明他的立场,并建议不妨继续讨论下去。
  6 月16 日,《晨报副刊》发表“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之四”,全文登载了鲁迅给孙伏园的来信:今天副刊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只有不相干的两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钟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渐停止了么?
  我以为那封信虽然也不失为言之成理的提议,但在变态的中国,很可以不依,可以变态的办理的。
  先前登过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别一方面,却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
  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警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佐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
  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例如“教员就应该格外严办”,“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之类,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表地,岂不可惜?
  钟先生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是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零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着,看着。”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至于信中所谓揭出怪论来便使“青年出丑”,也不过是多虑,照目下的情形看,甲们以为可丑者,在乙们也许以为可宝,全不一定,正无须乎替别人操心,况且就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也已经有了反证了。
  以上是我的意见: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是由你自定,我这些话,单是愿意作为一点参考罢了。
  与鲁迅同一天发表的来信,还有四封。一封是周佩虞,他不赞成中止讨论。一封是杨剑魂,他认为:“爱情这个问题,目下已成最当讨论的问题,这次既有了谭熙鸿的实例,张竞生的定则,我们趁此机会把来讨论明白,免得成为千古疑案。”“万不可虎头蛇尾无结果的收场——停止讨论——而中他人的诡计。”一封是田德善,他反对一边倒,单为张竞生的理论张目。还有一封是徐绳祖,赞成明日起即停止,由张竞生先生写出答复意见。
  编者孙伏园在附答中,充分肯定鲁迅的态度:“这五封信中,上三封都是反对钟孟公先生的;但特别对于鲁迅先生的一封,我们须得仔细玩味。……他好像动物学家对于毒蛇,心理学家对于疯子,医学家对于传染病菌,别人都吓得掩耳却走,他只丝毫不动声色的取着一种研究的态度。” 。 想看书来

四、论辩姻缘(5)
对于这场爱情定则的讨论,鲁迅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从他给孙伏园来信的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鲁迅对张竞生的爱情定则的主张,基本上持赞同的态度。两年后,他在小说《伤逝》中,更提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著名命题,这与张竞生的爱情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上述简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许广平的爱情婚姻观念,仍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而鲁迅却清醒坚定,直面现实。虽然鲁迅、许广平在精神境界上存在很大的差别,但由于张竞生提出爱情定则引发论战,使鲁迅与许广平这一对未来岁月生死相依的人生伴侣,意外地提前在《晨报副刊》这个公共论坛上神会与过招。如果说爱情定则的讨论最终无疾而终,而鲁迅与许广平同坛论剑,则是一道动人的风景。
  三个半月后的1923 年10 月,鲁迅与许广平相识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鲁迅在该校兼任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1926 年10 月,鲁迅与许广平已经相爱得如火如荼,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何妨体验一下。”鲁迅在回信中是这样回应许广平的:“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我若有公之于众的东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则不愿意。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25 世纪。”
  鲁迅与许广平因为爱情定则讨论而结下的奇缘,至此已修成正果。
  1923 年5 月,爱情定则的讨论正是风生水起的时候,有一天,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读到一篇作者为褚松雪的文章,大意是她不接受包办婚姻,愤而脱离家庭关系,只身从遥远的南方到山西教书以避祸与谋生。文章末尾叹惜自己的婚姻由于粗暴而自私的兄命牵累到这个不堪的境地,并誓愿今后要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奋斗和牺牲等语。
  褚松雪的不幸遭遇,引起了张竞生的深切同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想想自己的处境,也因不愿意在家庭里过无聊的生活而出来的,也因婚姻不称心如意而寻求摆脱的,更因要为社会的进步而奋斗和生存的。类似的经历使张竞生对褚松雪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恻隐之心,而褚松雪决心献身社会的豪情,则颇引起张竞生的共鸣。读罢文章,张竞生立刻写了一封短信去安慰褚松雪,并向她简略地介绍自己的身世。
  张竞生很快收到褚松雪的回信,两人鱼雁传书不绝。张竞生对褚松雪的认识从模糊的表象到清晰的立体,他似乎发现褚松雪不是寻常的女子。
  以孝廉举于乡,官授直隶州同知,工于诗词曲赋,又颇有政治抱负,曾向清政府上万言书,提出定宪法、扩军备、兴学堂、行屯田、开矿藏、筑铁路、浚江河、废科举、罢厘捐、禁缠足等十大建议。民国后转入司法界,任职于浙江高等法院。其母曾任嘉兴公立女校校长。褚松雪出身书香门第,又幼承庭训,聪明伶俐,被同学公送外号为“人小鬼大”。苏苏女校毕业后,十六七岁即在浙江永康女校、太仓毓娄女校任教。恰在此时,褚松雪的父母亲先后病逝,四个姐姐早已出嫁,家里只有一个好吃懒做的哥哥和刻薄寡恩的嫂子。坐吃山空的哥哥打起了妹妹的主意,瞒着妹妹把她许配给同县一个张姓人家,据说那个未来的丈夫既其貌不扬又很不争气,但哥哥已接受了张家丰厚的聘礼,说是放寒假后张家就要来迎娶了。褚松雪听后如五雷轰顶,为冲出樊笼,在同事和好友的帮助下,悄然远赴山西大同云冈女校任国文教员。没想到,刚逃离狼窝,又进入虎口,大同要塞司令郑胡以赠剑为名,向她逼婚。褚松雪又匆匆避难到更荒僻艰苦的阳高,出任尚未建立规模的阳高县立女校校长。褚松雪连年来在社会上饱经磨折,髫年时代的豪情胜慨,确已收敛了许多,但仍透露着一股永不屈服的倔强之气。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论辩姻缘(6)
与张竞生通信,就是褚松雪在主持阳高女校校政的时候。学校建在一个叫北寺的庙宇,只有两间教室,学生与泥菩萨为伍,经费短缺,只勉强维持正常的开支,但因为褚松雪办事认真,管理严格,远近的家长都愿意把女儿送到阳高女校来上学,导致学生人数激增,教室容纳不下。褚松雪多次请求扩充校舍,均因没有经费而遭到搁置。三四年级的教室,原来就与泥菩萨挤在一起上课,现在已到了想挤也挤不下的地步,一筹莫展之下,褚松雪只好向县长打报告请求把泥菩萨搬家,以扩充校舍。结果谁都不愿意来搬菩萨,说是怕遭天谴,最后只好由县政府找了一批犯人来完成这项工作,才把校舍不足的难题解决了。然而,褚松雪的搬掉菩萨、打倒偶像的做法却遭到阳高县守旧势力的攻击,说她离经叛道,有辱名教。褚松雪则不以为忤,依然我行我素,受到新派人物的支持。大同、天津、北京,甚至远在上海,也有人来信鼓励她,声援她。褚松雪把这个搬掉菩萨的事件写信跟张竞生说了,并且表示她也很赞同张竞生提出的爱情定则。张竞生得信后大加赞赏,把褚松雪视为奇女子,并引为知音。他急不可待地回信道:“你打倒了有形的偶像,你比我更勇敢!我正在和许多无形的偶像宣战。我们既是打偶像的同志,应该做个朋友。”
  褚松雪来信说,她是一个有着慷慨激昂性格的人,她不仅敢于打倒偶像,而且喜欢革命,在十多岁时,她就在上海与社会党人有过来往。这使张竞生感到十分惊讶,又颇为自得。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老革命党。他遂告诉她在民国元年,他曾受京津保同盟会的派遣,携款购买器械前往烟台,帮助蓝天蔚宣布独立,差点遇难的故事。
  这使褚松雪对张竞生由敬佩而转为崇拜了。他们在信中谈人生、谈学问、谈爱情、谈家庭,无所不谈。谈到婚姻问题时,褚松雪直截了当地表示,她不想结婚,但愿意与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过情人生活。
  褚松雪的表白,使张竞生大喜过望。他确信,他面对的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奇女子,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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