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门三代-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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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有那么几天，我爸就眉头紧皱，跟我妈嘀嘀咕咕。那结论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别等着让二饼给咱们家揭发个底儿掉，赶紧“表态”吧！于是，他就笔走龙蛇地写了一张大字报，大概意思是“陈××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彻底交代自己的‘特务’罪行”。
那大字报写好之后，就贴在了我们家门口的墙上，为了能粘得尽量牢固些，我爸还用了一斤“富强粉”熬糨糊，因此这大字报就跟膏药似的，真在墙上挂了好几天。
后来，二饼被红卫兵押着，来到我们家的门前看大字报，他始终是沉默不语。我爸则跟作贼似的，从街门塞报纸、信件的“邮孔”向外边偷窥，那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想来个中滋味恐怕很是不好受！
再后来，就是这对“肺痨”各自经过了近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在北京一家不起眼儿的医院里竟不期而遇。记不清我爸是第几次因为“吐血”住院，而二饼则已经是肺癌晚期，以医院为“家”了。我爸当时肯定是想“躲”来着，但却躲不过去，两位面色跟纸一样惨白的“难兄难弟”，终于坐到了一起。
二饼自始至终只字没提当年我爸的那张大字报的事儿，倒是饶有兴致地没完没了地追问我们家西厢房里那些鼻烟壶的下落。苍凉憔悴的脸上，依旧浮现着“灿烂”的笑容。
几天以后，二饼在这家医院里孤独地咽气了。
那天我爸被我搀扶着，大口地咳着鲜血，踉跄地来到二饼的病房，为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并喃喃自语：“好人……好人……”然后就哭了，大滴大滴地掉眼泪。回到自己的病床上，我爸极度虚弱并抑郁地对我说：“老陈的今日，就是我的明天……”
果不其然，仅一年多一点儿的光景，我爸便步二饼的后尘而去了，走的时候那遗容和二饼出奇的相似。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天国”里，父亲一定会对自己的这位“特嫌”朋友解释，解释当年为什么会写出了那张昧良心的大字报，并且一定会真诚地、发自内心地向他做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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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的耳朵
1968年底，我母亲去了“五七干校”，这一年我刚刚十岁，怎么能不想妈呢？想妈实在是想的急了，就“投奔”了姥姥家。
我姥姥是最疼我的，瞅着我这个缺温少暖的小瘦干儿狼，老太太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了，然后说：“今儿个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咱们烙韭菜合子，敞开儿吃，管够！”
韭菜合子烙好了以后，先得给我姥爷端过去一盘，我姥爷这时候已经快八十岁了，是耳聋眼瞎的，整天坐在一张被改造过的破太师椅上，没事儿就打盹儿玩。
姥姥家住的是个大杂院里的头一家儿，街坊四邻们出来进去的没事都爱跟我姥爷逗闷子，知道他耳聋就故意大声冲他喊：“刘大爷，吃了吗您哪？”我姥爷就回答：“啊？几点啦？快八点了吧！”大伙哈哈一乐说：“这老爷子，真行！活脱的是一个真龙（聋）天子。”
您说他聋吧，可那耳朵有的时候却出奇地好使，抽不冷的就能吓您一大跳。这边我姥姥正在烙韭菜合子，那边就听见姥爷在屋里也不知道跟谁翻扯呢，他扯着嗓门儿反复嚷嚷：“得了呗，就您对！就您成！就您圣明行了吧！”
屋门和窗户都是大敞扬开的，没看见有人过去和他说话呀，是谁招惹了他啦？
我和我姥姥赶紧跑过去一看——祖宗哎，可是要了命喽！只见这老爷子闭着个三角儿眼，晃着个脑袋，正跟话匣子里广播的“最高指示”叫板呢！我姥姥急忙把一块韭菜合子塞进了他的嘴里，指着后窗户跺着脚说：“这个作死的鬼哟，馅饼都堵不住您的嘴，你还怕人家听不见呀？”
我姥爷就说：“啊？你说什么？大点声儿！你问我这是什么馅儿的呀，这不是韭菜馅儿的吗？”
嗨，老爷子这会儿就又聋了，就又开始跟您瞎打岔儿啦。
1971年我姥爷过世了，享年八十岁。这位当年“宝昌隆”玉器行的老掌柜的，屁吗儿也没能给后人留下来，倒是在我的记忆当中，留下了这么个让人一惊一乍，想起来就啼笑皆非的故事。
我没入上红小兵
在我们家的老相册里，有一张非常“激进”的照片，上边还有我爸的题词：“文化大革命中三小将”。
照片上是我们姐弟三人，排在一起手捧“红宝书”，我的臂上别着红小兵那菱形的臂章。但是这照片我爸只能给“外人”看，从来不敢亮给熟人，因为我这个红小兵呀——是他妈冒牌儿的。
在小学的后三四年里，为这事我爸没少拿话损我，他不明白，这个别人家孩子差不多都能当上的红小兵，对他的儿子来说怎么就这么“难”？每次他把这张仨孩子的合影给人看的时候，总要抬眼扫我一下，那目光就跟“照妖镜”似的，让我不敢正视，浑身上下的不自在。
这里边有两个“天大”的秘密，是永远都不能让我爸知道的，否则他老人家不是气吐了血，就是得把我给废了。唉！这事儿叫“小孩儿没娘，说来话长”：
本来，凭我的“机灵劲儿”，头几批的红小兵就应该是“老太太擤鼻涕——手拿把儿攥”，没跑儿！但却总改不了那个爱出幺蛾子的坏毛病，而且还总在“政治”上出问题。
您比方说吧，我们小学的课本里，有一段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打进匪巢”时的台词，作为课文要分角色进行朗读。好不容易我争了个“英雄形象”，看语文老师不在场就大胆地篡改，好为大伙提供笑料，当时这种行为叫做“显圣儿”。
那台词原本是这样的：
座山雕：“脸红什么？”
杨子荣：“精神焕发！”
座山雕：“怎么又黄了？”
杨子荣：“防冷——涂——的——蜡！”
我狗胆包天地将其篡改成：
“脸红什么？”
“屎憋的！”
“怎么又黄了？”
“拉出去啦！”
全班的同学笑得前仰后合，拍桌子敲板凳。那个演座山雕的学生就跳上课桌喊：“不好啦，###拉屎咧！”全班又是一阵狂笑，但是没想到语文老师忽然慢慢儿地从最后一排的某个位子上站了起来，全场立时肃静。
语文老师说：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忒不像话啦！于是我们两个耷拉着脑袋，就跟“匪兵甲”、“匪兵乙”似的，被语文老师给带走了。
日后在红小兵的发展会上有人就说了，白明那样的表现还想入红小兵呢？入个屁呀！
其实另一回的问题才是真正的“严重”，很多年以后想起来仍让我旧汗流浃背，呼吸困难。
记得我们班上有位男同学，“文革”的时候不是时兴改名字吗，他的名字就被改叫个什么“向党”来着。这主儿的爸爸是个“文革”前的“八级木工”，这会儿既是“领导阶级”，又是富裕家庭，他爸有辆二八的“红旗牌”（即过去的“飞鸽牌”）自行车，他可以随便骑。于是这丫天天的拿这辆破车在我们的面前臭显摆，“噶吱——噶吱”地掏着裆骑，专爱在女生面前抖机灵。
有一回我实在是看着眼馋了，就“央告”他能不能让我也骑一圈，嗬，你瞅丫那德行嘿！就跟谁要占他多大便宜似的，甩给我几个字：“门儿都没有！”
受了这么个打击以后，我就当了回小人，一门心思地想给他使坏。把他的自行车带给扎了或把气门芯儿给拔了吧，我还真没这个胆儿，说实话当时也不时兴这么干，于是就偷着在教室外边的墙上写了四个字：“打——倒——向——党！”因为这主儿的姓氏忒繁杂，就没给它写上去，所以看起来就有问题了，坏啦！成你妈“反动标语”啦！
几个同学还挺有“政治敏锐性”，大声喝问道：“这是谁写的？！”
做了亏心事，专怕鬼叫门。我的脸吓得煞白，心里跟揣着兔子似的，那德行样儿谁看了都得怀疑是我干的。
就听有人嚷：“是你写的吧？啊！白明写反动标语啦！”
我当时是眼睛发黑，嗓子眼儿发堵直想吐：“我……不是……啊……是我……不……是……”一句完整的人话都讲不出来了。
同学把我们的班主任找了来，他们大声地告状，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玩儿了命的表现。
我们的班主任是位四十多岁的女人，满脸严肃地看着我们，那几个学生说：“老师，我们得向工宣队报告呀！”
“去吧！”老师异常严肃地说。
几个学生就飞也似的跑了，这边的我已经吓得快要“抽羊角风”了。
见四下里没人，老师迅速地掏出粉笔，模仿着我的字迹，故意歪歪扭扭地在“向——党”的前边加上了一个笔画繁杂的“×”字，这句话就变成了“打——倒——×向——党”！于是，谁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班上的那位，专爱在女生面前掏裆骑车、自我感觉还特好的小二百五了。
“工宣队”的人来了，班主任就抢先指着我鼻子骂：“白明，你也太不像话了，我昨天还看见你跟×向党一块玩呢，今天你就想打倒人家，你以为你有多了不起呀？好好地给我回去写检查！”然后又对那几个学生说：“你们的革命警惕性是好的，但要分清什么是反动标语，那是阶级敌人才干的坏事儿。”
“工宣队”的人对那几个字审视了一阵后，就背着手走了，没有任何的表态。这就让我更“难受”，我觉得我怎么快跟胡同里的那个“特务嫌疑”二饼差不多了，就从骨子里觉着自己真成了个罪大恶极的“小反革命”。
其实我不知道，在我们班主任机敏的保护下，这事儿才没闹起来。
然而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从此以后，那红小兵的门，基本上就是永远地对我关上了。
永远的班主任
再说说这位，几乎是我“半个救命恩人”的班主任吧，她的名字恕我隐去，如果她能够活到今天的话，想来已该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我敬佩她，不仅是因为她“救过我”，个中另有一段故事，说来亦是惊心动魄，让人荡气回肠。
我所在的那家学校里的校长，“文革”前就是一位特级教师，因为他忠实地执行了什么“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老早就被打成了“黑帮分子”，关在学校后院儿的一个破棚子里，在“工宣队”的监视下，由学校里的“革命师生”们轮流着日夜看守。
有一段时间，这位校长作为学校里唯一“罪大恶极”的人，哪个班“高兴”了，都可以把他拉出来批斗。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一三五排满了，二四六也不能落空，那校长就“日理万机”，就成了“腕儿”啦，不比现在的歌星轻省多少。一来二去的就把他给斗疲沓了，批斗会后，他居然能“点评”谁的批判稿写得还凑合。
学生们呢，也把“批斗会”正经当成个大事儿，至少当成了“朗诵会”，期盼着老师对自己“口才”的点评或夸奖。我得罪过的那位叫什么“向党”的小二百五，在这天还特意从家里沏了一大壶的红糖水，专门给他待见的那几个小丫头偷着逗两口儿，可见大家的兴奋程度。因此，这事儿就跟我们当年第一次参加春游一样，被牢记在了幼稚的脑海之中。
那位校长被“工宣队”的人带进来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就高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