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门三代-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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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闹着要进山，我姥姥自然是不答应，于是祖孙俩面向西山“对”得楹联一副。
上联是：“姥姥带我去。”
下联是：“望山跑死马。”
正赶上父亲下班，又给了个横批：“歇菜！”
晚上，钻进姥姥的被窝里，仍旧对“后院”的西山念念不忘，就没完没了地叨唠：“姥哇，您说那山上都有什么呀？”这个满腹文章的老太太，出口便吟诗一首。
诗曰：“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盆儿，盆儿里有个罐儿，罐儿里有个碗儿，碗儿里有个小孩儿讲故事。故事讲的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盆儿，盆儿里有个罐儿，罐儿里有个碗儿……”于是，我就睡着了。
翘首长街览西山——这是迄今为止能回忆起的，在我的人生中最久远、最深刻的记忆，它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1960年以前。
我的记忆既然是从山开始，也算是有“山缘”了，一位朋友曾掰着手指头“算”，让我在一张白纸上随便画点什么，我就顺手画了座高山，于是他就撇着大嘴说我是“土命”。
我认头了。土能生金，土养万物，咱何乐而不为？
成人后游历了不少名川大山，拜谒了许多古刹禅庙，尤其是在喜欢上了收藏古代陶瓷以后，没事儿就能想起我姥姥说的庙里那些“盆儿了罐儿的”，只是一件也没有“捞着”，却满眼是破塑料袋儿和垃圾，好不令人扫兴。
幼儿园里的“幺蛾子”
1960年以后，我被送进了“国家民委幼儿园”，境况就大大地改观了，那可是一个“五十多个民族五十多枝花”的欢乐大本营。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好像还没有最后确定是五十六个民族。幼儿园是一座灰色的二层小楼，和民族饭店一南一北的隔着长安街，斜么茬儿的打了个“照面儿”。
晚上趴在窗台上，能看见民族宫的霓虹灯，那是西长安街在入夜前唯一的、短暂的缤纷，总是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每当电报大楼的钟声还没敲完，孩子就都进入了各自的梦乡。在这里，我慢慢地就不想家了，甚至不想我姥姥了。
大约在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我那爱出幺蛾子的秉性便开始显露出来，成了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头儿”。
有一天中午下大雨，我光着脚偷跑出去淌水，淌了两脚的稀泥，上床以后觉得这脏脚丫子没地儿放，一抬腿往墙上一踹，“吧唧”白墙上就是一个黑脚印。坏了！这黑脚印怎么擦也擦不掉，只好用手捂着。
午睡的时候管生活的阿姨要来查房，给小朋友盖被子。她看见我有一只胳臂露在外边，手还贴着墙，就命令：“躺好喽！”我佯睡不语。阿姨过来把胳臂拽开，一眼看见墙上的黑脚印，就将我从被窝里提溜出来，这才发现那两脚的黑泥。阿姨的火可就大啦，抡开巴掌就在我的屁股上招呼。
她一边打一边骂：“小白明呀，你可是坏死了！这脚脏了可以洗，墙脏了怎么洗？你还挺聪明，知道用手捂着，捂得了今天捂得了明天吗？”
这会又进来了几位阿姨，一齐查看“现场”，她们惊讶地看着我说：“哎哟喂！你看这孩子坏得嘿，这不是掩耳盗铃吗？”说着话就肆无忌惮地打我的屁股。
“掩——耳——盗——铃”，在一顿结实的巴掌下，牢牢地记住了这四个字。日后，我特爱拿这句成语“批判”别人，把别人给数落急了，人家就问：“你丫干吗跟这四个字儿那么亲呀？”我心里说了：咳，这种事儿干过呗！
更有甚者，我在地上捡了个没头的破铅笔，发觉蘸着煤末子可以在台阶上画画儿，用煤末子当绘画的原料，那可是太便宜啦，锅炉房里有的是。于是就号召小朋友们往裤兜里装煤末子，每人都装得满满当当的，再撅一节树棍儿，蘸着煤末子逮哪画哪。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把这茬儿都忘了，脱了裤子就上床，照例管生活的阿姨要给我们叠衣服，提溜着裤脚一抖搂，“哗——哗——”天女不散花，改撒煤末子了，满屋子黑尘滚滚，掩人耳目。气得阿姨扯着嗓子大叫：“都给我爬起来！这是谁教你们干的？”
小朋友们就异口同声：“白——明——白——明。”
我被“押解”到园长室，这回阿姨没抡巴掌，妈的改用手拧了。敢情这“拧”比“打”还厉害，疼得我吱哇乱叫，赶紧认错坦白。阿姨一边掐一边问：“还出不出幺蛾子了？”
在幼儿园生活的那几年，我没少挨打，五六十年代，当阿姨的急眼了“呱嗒”孩子几下不算什么，没人特别在意。另外，严师出“高徒”，记得在幼儿园里学到的东西，让我的小学一年级上得就特别顺利。
记得刚上小学的头一天，老师在黑板上画了十只小鸟，对下面的学生们说：“树上有十只小鸟，被猎人打下来三只，还剩几只？”说着话就用板擦擦掉三只小鸟。
一个撅着歪辫儿的女孩子举手起立说：“老师，还剩下七只。”
“好，你回答对了，你就做我们班上的学习委员！”老师高兴地说。
我扑哧一下子就乐了，老师问笑什么？我说：“她回答得不对，树上没有小鸟了，都给吓跑啦。”
老师也笑了，用教鞭敲打着我的课桌说：“大家在讲算术，没讲故事。你个小不点儿的，挺会出幺蛾子！”
其实这算什么呀？幼儿园里学的玩意儿多了，随便抖搂抖搂都能混他个“师长”、“旅长”的干干，只是不稀罕表现罢了。
可有一样到今儿个也没整明白，40年前在幼儿园里学到的那段低智商的关于“打鸟”的贫嘴笑话，怎么就成了今天这跨时代的，而且是特别时髦的“脑筋急转弯儿”了？看来历史还真有倒着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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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墙与护城河
我的小学是在北京西城的一所小学上的，而那“一年级的小豆包儿，一打一蹦高儿”的日子，又是在这所学校的“分校”里度过的。
分校位于北京城西边的老城墙根儿，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一个不大的“文昌庙”，主殿早已坍塌，东西配殿被用做教室，好像只有两个班的学生。这个分校里没有操场，教室的门外，靠着墙根儿放着一个“文昌君”的石头坐像。
每逢下课，学生们总跟这个石头祖宗过意不去，围着它上蹿下跳，不是“扒肩头拢二臂”举着树杈拿它当鬼打，就是顺着它的脖子往下出溜，又做滑梯玩儿。应该说这是个有点年份的文物，只是我眼见着在“文革”初期就被砸毁了。
这“文昌君”被刻凿的面目呆板，鼻直口方，那“长相”酷似小学校里看门的老头儿。看门老头儿是大家喜欢又不喜欢的人，喜欢他是因为每隔四十五分钟他就举着个铃铛，围小庙摇上一圈儿，冲着两个教室喊：“下课啦！”不喜欢是因为还没等撒完一泡尿的工夫，他又摇起那破铃铛：“上课喽！”
天蓝蓝，水清清，我的童年是一幅画……
这种描述即便很落俗套，但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这样去写。现在电视台上那漂亮的天气预报女主持人，偶尔满脸堆笑地说上一句：“今天的气象指数是优，我们可以享受蓝天白云带来的大自然的温馨……”每逢此时，我就总有些牵强之感，说实在的，八十年代以后，我就没怎么见过老天爷正经的“开眼”。即便赶上个雨过天晴什么的，那好像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蓝天，和儿时见到的“天的色谱”比起来差距尚大。
因为记忆中的天，实在是太蓝太蓝了！
在课堂上学生们大声地朗读：“一只乌鸦口渴了……”我就忍不住偷眼向外观望，透过小庙的破窗户，先看到的是一段高高的城墙，城墙上芳草萋萋，背后是无尽的蓝天。白得像丝绵一样的云彩，从城墙的头顶上飘过，那残破的城墙就活了。
间或有一两个“野孩子”在墙头儿上走来走去，手里举着粘蜻蜓用的竹竿，一声口哨响过后就都不见了踪影……
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约上几个伙伴去爬城墙，痛痛快快地当他一回“野孩子”。在蓝天白云下大声地呼喊，粘蜻蜓、逮蚂蚱，然后凑到一起，冲着城墙角下的文昌小庙撒泡尿，给他们来个“东边日出西边雨”……
“乓”！突然有一个小粉笔头儿打中我的脑门，这是语文老师提醒不专心听讲学生的“绝招”。
“啪”！脸上又着实挨了一巴掌，这是看了老师在作业本上写的“精力不集中，上课时思想开小差”的批语后，我爸抡圆了给我的那一个耳贴子。
对于“水清清”的记忆就更深刻了。
那城墙的外边是什么？是护城河呀。每逢盛夏，清清的河水“哗啦啦”的一路向南流淌，两岸是依依垂柳，不时地将自己那碧绿的发丝沁入河中，任凭洗涤。
某年我造访古城西安的时候，有一位考古界的朋友拍着胸脯道：“我们这里曾经是‘八水绕长安’！”
“您见过吗？”我问他。朋友挠着腮帮子无奈地说：“没有。”
“北京当年到底有几水我说不清，但至少我见到过‘一水走日下’。”
这年月，水是个特敏感的话题。我正经让咱北京城在那个位于中州的六朝古都面前牛×了一回。
我所说的这“一水”，指的就是当年被我们这些野小子称为“大河”的京师护城河。
对护城河的记忆，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丽，更是因为它的惊险神奇和十足的“野趣”，这里是当年我们游泳的最好地界儿。那会的孩子哪有游泳裤什么的呀，脱光衣服往石头缝儿里一塞，一边拍着屁股向北跑一边唱自己“编”的歌谣：
“嘿！嘿！我是工人老大哥，挣钱挣得多，买了一辆摩托车，骑着满街跑。你是农民老大嫂，挣钱挣得少，买了一件破皮袄，没穿就坏了（liao）……”
“我是司令官，我捡了一块砖。你是司令部，你买了一块布。做了个小裤衩儿，露着个小屁眼儿……”
就这样跑上几百米，然后跳入河中，轻舒两臂，顺流而下。游到了先前藏衣服的地方，爬上岸来再向北跑，依次往复。整个是“裸奔”加“裸泳”，好不快哉。
有一天我和班上的几个淘小子，中午偷着跑到护城河里游泳，结果藏在石头缝儿里的衣服被放羊的孩子给偷了，哥儿几个一上岸就傻了眼，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辙，光着屁股往回走吧！
倒还算是有主意，我们在附近的农家院里撅了几枝蓖麻叶，后面捂着腚沟子，前边遮住裆，一路哭哭咧咧地向学校走来，又在大家的指点和嬉笑中稀稀溜溜向各自的住家走去。
这次倒霉的游戏，让我“受了极大刺激”，从小我就自尊心特强，结果这天竟在全校的男女师生面前光着屁股“游”了回“街”，把我给臊得呀，撞死的心都有！于是那护城河里的“野泳”我是不敢再游了，对碧绿的河水一时也憎而远之。
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一次“再聚首”，有人举着酒杯冲我嚷嚷：“白明，甭在我们面前装大个儿的！忘了你们哥几个当年光着屁股从护城河里跑出来，给我们大家伙演了一回‘###儿’啦？”
在场的人们都：“！……？……！”
嘿，这事儿他们竟然比我记得还清楚。然而，谁能真正有意识地去想一想，在不经意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