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智慧-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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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迎着秋风走回家，这让我们意识到今年的棒球季快要结束了。
在倒数第2场比赛的头天晚上，父亲对我说：“我要去一趟特润顿，要是没有什么临时任务，11点以前我一定能赶回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还想去看比赛的话。”
第二天上午我一直等着他回来，已经11点15分了，还不见他的踪影。我继续坐在那里等，抱着我的储钱瓶，不知不觉已经到11点50分了。正在我心有不甘地准备再等一年的时候，房门一下子从外面撞开，父亲对我大声喊：“给我5分钟换衣服，我们去！”
运动场修建得像一座中世纪城堡，“扬基运动场”几个字像巨人似的又高又大。父亲买了两张蓝色门票，我们随着人流上了三层平台，坐在高层看台的座位上。我兴奋得简直连呼吸也停止了。
眼前的景象比我想象中更加宏伟：几千个座位，绿茵茵的草坪，最叫我心动的是，这不是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人物图片，而是扬基队的一个个活生生的运动员。
我坐在看台上为每次投球欢呼，但整个下午我父亲却一直无精打采；他对棒球运动什么都不懂。（他根本不爱运动。）有好几次我偷偷望了他一眼，父亲的高大身躯挤在硬板椅子里，一脸疲惫困顿。他已经工作了整整一个星期，星期六上午还干了半天活。当时我就对他表示感谢，可是到底说了什么，现在却不记得了。就这样，父与子，在秋日阳光下一起看了一场比赛。
看完球，父亲开车把我带回家，一路经过新泽西好几个城镇。这条路他开卡车送货已经跑了25年了。回到家里以后，父亲说：“留着那个瓶子。从明天起咱们接着攒钱，下回再去看比赛。”我立刻就去瓶子上贴了个新标签：扬基运动场基金，1961。
我们又一起看了两场棒球比赛。
1963年，我已经上8年级。就在年后第二天，父亲去换汽车轮胎的时候突然去世。我把攒钱的玻璃罐扔了。
举行完葬礼，家里挤满了来吊唁的亲友和邻居，但是我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么空虚。我一个人走到楼上父母的卧室，希望看到父亲留下的东西，从中得到些安慰。他的一双劳动靴、他的带斑点的小帽，甚至他生前一直带在身边的那个红颜色钱包，所有这些物品都没人动过，摆在原来的地方，给人肃穆庄严的感觉。后来我又发现他的祈祷书放在镜台上，我一页一页翻着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突然，一张小蓝纸从书里掉出来，飘落在地上。我把它捡起来，纸上写着：1960年10月1日，普通入场券。从来不为怀旧收藏东西的人都留着一张入场券，为了纪念同我在球场里一同度过的一个下午。我小心翼翼地把这张蓝纸片放回到他的祈祷书里面，倒好像那是一件什么圣物似的。我缓步走到楼下，开始过我的没有父爱的生活。
——艾德温？罗蒙德，宾夕法尼亚州温德嘉普，诗人，
卡车司机艾德温？老罗蒙德（1909—1963）之子
你的平凡是我的骄傲
美国梦
他是美国梦中的一个衣冠齐楚的人。
我祖父成家以后，没有力量抚养孩子，所以我爸爸和他的几个弟兄都被送到新泽西州的一家孤儿院。这几个孩子在孤儿院待了4年，直到祖父经济好转，才被接回家里。我爸爸上学念完8年级，但是从学校出来，却找不到任何工作。那时候正赶上美国经济大萧条，他在家里等于多一口人吃饭，只好到外面流浪。他乘火车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但是什么地方都没有活儿干。他在每个城镇都不敢停留，生怕被警察抓住，当成无业游民关进监狱，同一大帮流浪者用锁链拴在一起。
他是在1934年同我母亲结婚的，好不容易才在纽约一家制衣工厂找到工作——在一间像蒸笼似的车间里熨衣服。这个活儿他一干就干了44年。爸爸非常讨厌熨衣服，但为了养家糊口却不能不做。在他有了孩子以后，每年都带孩子到工厂来一次，为了让他们知道，他挣这点儿血汗钱多不容易。他用这个办法激励我们，让我们奋发图强，将来做个白领，做“真正的”美国人，不要像他这类意大利移民后代，一辈子给人卖苦力。爸爸相信美国的奇迹就在于任何一个出身卑微的人都有机会往高处爬。证券市场意味着他也可以拥有美国一部分。他订了一份《华尔街日报》，从头版看到末版。他说他在攻读大学课程。
爸爸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习惯。早上起床，他总穿上旧衣服，先给炉子加上煤，接着到外边遛狗。然后他换上整齐服装，从布朗克斯乘地铁去曼哈顿上班。在地铁车厢里，他握着皮拉手，尽管车厢摇摇晃晃，他的眼睛却从来不离开手中的《日报》。到了制衣厂，他就换上工作服。中午休息，再换上早上穿来的那身西服，走到莫林证券去看股票走势的荧光屏。他开始买一种股票，只要他买的股票稍微上涨一点儿就把它抛出。因为他深知“牛”和“熊”在股市上都站得住脚，只是不能像猪似的贪得无厌。“让下一位也赚点儿吧。”他说。这以后他又买另一个品种，再买另一种。
午饭后回到工厂，他又换上工作服。下班的时候，他重新穿上一身整齐干净衣服，系上领带，坐车回家。《华尔街日报》也被带回家里，因为吃完晚饭，他还要接着阅读，回家以后他第7次换衣服，这次换的是舒适的休闲服。44年来，每个工作日他都要这样把衣服换来换去，程序从来没有改变过。
爸爸是1987年去世的，这个每熨一件衣服只挣1角到2角5分的人靠着炒股，去世前竟积攒下140，000美元，外加购置了一幢房子、一辆汽车和退休后的老年保险。妈妈也享有一部分房屋产权，再加上爸爸存款的利息和她自己的社会保险，生活非常舒适。爸爸的几个孩子和孙子孙女都上了大学，当了“真正的”美国人。爸爸生前的美国梦实现了。
——多萝西？考克斯，佛罗里达州布雷登顿，总务经理，
熨衣工人杰克？吉奥齐诺？费得里柯（1910—1987）之女
安心，只因为有你
关怀
他总把女儿放在第一位——甚至在女儿都已长大成人，他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
我妹妹和我都已年过五十，我俩一直是单身。生活上，不论大事小事，父亲都悉心照料，几十年如一日。但是突然间，角色的分配倒转过来了。父亲去医院，需要我们扶助了。医生诊断说，他的食管里长了恶性肿瘤。我在开车送他回家的路上问他：“你准备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他说。
“咱们去找个专家再诊断一下吧。”我告诉他。
10天里，我又带他去一位癌病专科大夫那里。这位大夫直言不讳地说，父亲的生命只有三个星期了。“这么多年我一直给癌症患者看病，”大夫说，“我还没有见到过哪个病人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这个程度的。”
父亲把手伸给看病的大夫，说：“我已经活得够本了，大夫，谢谢你把我的真实病情告诉我。”我尽力克制住自己；我知道要是我忍不住哭出来，父亲一定会更伤心的。
我们上了汽车，向回家的路驶去。到一个停车路标时，父亲说：“把汽车后倒几步，这里有个修车店。我要看看他们是不是正在修你妹妹的车。得催催他们，别让你妹妹老没有车用。”医生刚刚告诉他，他只能活3个星期，可他脑子里想的还是我们姐妹的事。
他死的时候没什么痛苦，离那次去看医生正好3个星期。他夜里一觉睡过去就再也没睡醒。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一直是关怀自己女儿的好爸爸。
——佩格？埃弗哈德，宾夕法尼亚州韩廷顿，邮件检查员，
质量检查唐纳德？P。埃弗哈德（1927…2004）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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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
尽管你同你儿子的关系不太好，为了挽救他，你还是可以同意他的服役申请的。
16岁的时候，我是个自私自利、不负责任、没有人管得了的少年。我们家住在约纽市罗克维海滩附近的一处公房里，我爸爸是清洁工，下班以后还要到一家意大利餐馆打零工。虽然他又靠人情、又走后门让我进入高级中学，我却读不下书去，最后还是退了学。这件事伤透了爸爸的心。辍学后，我白天工作，晚上整夜泡酒吧。我像一架头朝下、尾巴向上、在半空转圈子的飞机，早晚要一个跟头栽下来出大事儿。
我决定参军。我算计着，只要等到我过17岁生日就可以去当兵了。但17岁当兵，还需要父母两人同意，我母亲却不肯签字。（当时美国正在进行越南战争。）过了几天，我到父亲工作的卫生站去找他。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主动同他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曾去南太平洋作过战。我利用他也当过兵的经历，请求他跟母亲谈谈，让我也去当兵。就这样，还没过一个月，我已经是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兵站士兵瓦尔特？A。阿尔卡里欧了。父亲在通话中教我怎样使用来福枪，如何瞄准，如何射击。不久我就被派往海外，不是去亚洲，而是派到了欧洲。
在部队期间，我旧时结识的仍然留在国内的一些伙伴，有人因贩毒入狱，也有人死于非命，而我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美国军人。一个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且越早摆正越好。我的目标是在军中待到年限，光荣退役，后来我果然做到了。
大约30年以后，就在父亲去世前不久，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当时我那么小年纪，他却肯支持我参军。我这时已经有了两个儿子，我觉得我该把这件事弄清楚。父亲把我拉得离他更近一点，看着我的眼睛说：“如果我把你丢失在街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谢谢你拉了我一把，爸爸。
——瓦尔特？A。阿尔卡里欧，纽约州罗克维海滩，保险公司咨询员
清洁工人约瑟夫？B。阿尔卡里欧（1914—1994）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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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建议
很多影片都使用过这样一个老桥段：一个英气勃勃的指挥官打了一个招募的新兵一记耳光。年轻的新兵说：“谢谢长官，我要的正是这个。”（Mennen须后水就有这样一个广告。）有时候掴耳光是言语上的；有时候挨耳光的不是年轻小伙儿而是成人。
我念完大学的时候，爸爸开车带我回家。路上对我说：“我看你活得不怎么舒服。”
“你指的是什么？”
“你已经长成个高大漂亮的年轻人，脊背挺直，脑筋灵活，只不过一天到晚只知道挣钱。”
“我们家钱总不够花，所以我才关心挣钱的事。你大概不了解，没钱带女朋友看电影、跳舞是什么滋味。”
“嗯，”他说，“但你还是不要为钱犯愁。你的心思应该放在工作上，不论干什么事，都要干得最好。你多半想象不到，现在我们家的境遇比起我父母在世的时候已经是天上地下了。”他又说：“你见过拉灵枢的汽车安上行李架，靠运货赚钱吗？”
毕业以后的几年，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事业中，对家庭生活关心太少，以至我的妻子离开了我。她本来是我在大学读书期间的恋人，没想到这么多年的感情最后竟破裂了。
爸爸对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