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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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8）
安徽师范大学是安徽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学校坐落在具有“徽风皖韵、千湖之城”美誉的芜湖市，濒临浩瀚长江，傍依灵秀赭山。20世纪70年代，郭沫若先生为她题写了校名。她人文底蕴深厚，以“厚德、重教、博学、笃行”为校训。能够进入这所学校上大学，不仅圆了我多年的梦想，也培养了我追求学术的愿望和兴趣，有希望做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改变了我的人生，进入高等学府求学，是我人生旅途的第二个转折点。这一年，我已经25岁，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是这个年龄。我们那一批大学生都有这样的信念：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把逝去的青春年华找回来。我们一头扎进图书馆查资料、记笔记、读书看报，无论正常的课堂学习，还是专题讲座，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深知自己的文化程度，便有意多下苦功，凭着一股顽强毅力，很快就适应了大学学习节奏。四年之后，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毕业之时我们欢乐地唱着，“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20年后，全班同学如约聚会，没有太多辉煌，只有些许成功，人生阅历丰富了，人生信仰没有改变。90位同学，工作在不同岗位上，贡献各有特色，至少有6人已经被评为教授，我忝列其间。毕业之后的20多年间，我始终在安徽一所高校工作，孜孜以求，不断进取。不为下海经商所动，没有被金钱物质诱惑。甘于清贫，爬格子、吃粉笔灰从无怨言。往好里说是敬业，不客气地话就叫“一根筋”、“认死理”，穿越时空我与“许三多”神交。不求文凭，但求知识，我先后去上海和北京进修学习。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蒋景源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一年时间，领悟了得天独厚的海派文化*。9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博导彦奇教授，为国内访问学者。一年学习下来，我才真正理解“学问人生”这两个词汇的准确含义。彦奇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的指导尽心尽责，“传道、授业、解惑”毫不含糊。得益于老师的谆谆教诲，我的学术研究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大的变化。1999年，我被评聘为学院历史学专业教授、学院学术带头人。近年出任“学报”的副主编职，专事研究工作，任重道远，每每觉得力不从心，不过我会努力。
从1969年算起，到2007年为止，我已经工作了整整38年。验证了毛泽东的诗句，正是：“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不堪回首忆当年，如果不发生“*”，也许我的人生不会像现在这样曲折，如果没有*主政恢复高考，我今生的遗憾一定是难圆大学梦。历史不能假设，曲折也好，圆梦也罢，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只能留在记忆里。如今，经历家庭变故，亲人撒手人寰，心间充满无奈、充满惆怅、充满记忆。有朋友规劝道：人不能生活在记忆里，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很长。我和我的新朋友现在正读着96岁老人杨绛的新着《走到人生边上》，思考着人生的哲理，期望着我们的人生道路平凡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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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1）
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
李向前
作者简介：李向前，男，1954年8月生于北京。1969年8月上山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独立4营64团15连战士、农工。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学系，获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党史研究。
唯一使大家遗憾的，是“六九届”常会被人们淡忘。当人们把“老三届”作为一个时代符号时，竟无意间遗漏了紧跟在后面的一大群孩子。我跟大家说起，前年访美时，我遇到一位“兵团战友”。她是一位类似《今夜有暴风雪》刻意塑造的女孩：出身不好，却异常坚强；为保卫连队财产，曾险些葬身暴风雪。她在深情回忆兵团生活后，也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但愿我们的祖国，不要忘记我们这群曾经那样幼稚却特别执着的孩子。
既有一分荣耀又带着几分沉重，这是我见到伙伴们的心情。我常想，历史的累积，也就如同一个建筑的砌造，是由一砖一石叠垒而成的。在共和国历史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曾用稚嫩的肩膀，担负起对祖国的奉献。他们像一堆砖石，把自己铸造在了祖国的基础上。
他们的名字叫“六九届”。
我要讲的故事，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部分人的身世经历：他们不是“老三届”，但又有别于七零届以后的各届中学生；他们是千百万同龄伙伴中的一群，却常常被人整体遗忘；他们中即使后来有人同“老三届”一起重返大学校园，但也数量稀少；他们是历史谈资的“失踪者”，却实实在在生活在人海里。我希望记录这群人，记录这个群体的生活跋涉。作为“新三级”的一员，我期待着能找回我那些特殊的伙伴们。
我和我的伙伴们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庞大群体。它的名字叫“六九届”。这名字概括了我们的简单履历：1953…1954年出生；1960年入学；1966年小学毕业；1969年上山下乡；上世纪70年代末，陆续从祖国边陲的农场、农村，返回城市家园。
如果时间能倒流，那40余年前的我们，在镜头前留下的影像，一定是群烂漫顽皮的孩子。那时，国家吹响了向工业化进军的奏鸣曲，父母们忙得无暇顾家，于是我们大多在幼儿园里成群结伴，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1960年秋，我们走进小学校门。陌生的同学和陌生的教室，很快就成了最好的玩伴和欢乐的家园。那时的功课绝没有今天这般繁重，我们似乎从未为补课发过愁。
记得1962年国庆，天气微阴。我们中最早加入少先队的同学们，清晨就骄傲地系起红领巾，在邻居和同伴们身边“飞来飞去”。这场景的确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为写这篇记忆文字，我特地翻阅了《当代中国的人口》。统计数字告诉我：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恰巧诞生在新中国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之初（第一次生育高潮在1953…1958年之间，第二次为1962…1973年）。1953年、1954年两年，全国新增人口2784万，平均增长率为％和。在此后6年持续高生育曲线上，我们占据了第一个“制高点”。我认为，之所以选择这两年作人生起点，我们必定受到了某种“昭示”：新中国即将从贫瘠和落后走出，向着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目标迈进。新的、充满希望的社会氛围，催生了我们；也有人这样说，是结束战乱与缔造和平的巨大转换，孕育了我们这批小公民。1945年后，西方国家曾出现生育高峰。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生理反应”。我们比他们晚生七八年，可道理基本相同：新中国终于结束了百年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乱，和平鸽和橄榄枝，引导我们相约着来到这美丽的世界上。
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2）
从《统计年鉴》上我们还得知，在1954…1963年这十年间，又是1960年创造了一个小学入学高峰。虽然，大跃进受到重大挫折，中国人民开始经受严重困难，但“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的理念，仍使我们对饥饿记忆淡漠。1960年，我们数百万小伙伴一起挎上了漂亮的书包。也就是说，在父辈们忍受最大的艰难，顽强同灾害抗争的时候，我们拉起手，唱着歌，走进人生第一个课堂。
43年前，当我们刚刚临到小学毕业，“*”突然爆发了。后来的历史证明，1966年这个时间断点，对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体验说来，伤害无穷。十二三岁的我们，瞬间失去教育，不仅所学知识严重不足，而且社会经验也为空白。我们被抛给了“革命”，而“革命”并没有给我们适龄的学识。我们也曾学着给老师贴大字报，但多半不知所云，只是模仿别人，在纸上打出许多大大的“红叉”。更多的时候，我们陶醉于无人管束的疯跑疯闹。因为再不必挺直身板坐在教室里朗读课本，我们从早起就裹入大人们的*或批斗会场，跟着喊口号，也跟着驱赶“黑帮”游街。就这样，我们浑浑噩噩，在“*”最初的一年半里，混过了将近五百天。后来，大约在1967年底，“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一度把我们“圈”回教室。但事实上，课并没有真的恢复。就我记忆所及，数学课好像讲了“因式分解”，而英文课则由于同学用国际音标的发音侮辱老师，便永久停在字母阶段。那时，我们的主课是学工、学农和学军。这是一种类似集体出游性质的活动。在工厂和农村生产队，我们以班为单位，参加劳动和训练。
大自然永远是明媚的。它衬映了我们这些“六九届”的涉世之浅、少人之忧。今天看来，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大动荡年代，我们“六九届”同真正参加“造反”、“革命”的“老三届”相比，的确存在社会性差距。这就难怪，“老三届”后来作为那个时代的符号，被历史文本反复记录，而我们“六九届”，却成了他们身后的一片“流年碎影”。
几个星期前，一则发表在号称拥有百万知识分子读者的《南方周末》上的按语，使我感到不平。编者按是这么写的：“四十年前的1968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的命运。被称作‘老三届’（‘*’前高、初中各三届学生）的一代城市青年，怀抱单纯的热情理想，落籍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历经各种磨难，使他们不仅深入了解了中国广大乡村和农民的真实情状，还体会到社会人生的诸般严酷世相，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群体的独特个性，以及一个独特的共名……‘知青’。尽管知青运动作为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今天已不复存在，对它的历史评价也还有待由粗到细的仔细清理，但那一代人的经历，已经在共和国史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则是毋庸置疑的。”（《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6日第23版）编者按先生在这里将“上山下乡”、“知青”、“共和国一代人的命运”等大词汇，同“老三届”排他性地联系起来，以至在这关涉祖国历史的重要一幕中，排除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群体……“六九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六九届”并非仅仅是“碎影”。这个巨大生命群体的命运，同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形成了紧密联系。而更准确地说，在40年前，我们是同“老三届”一起上山下乡，走到了社会底层的。这个无与伦比的社会阶层重塑运动，瞬间即融化了“老三届”、“六九届”以及所有走上“上山下乡”之路的人的年龄、社会差别。而一旦来到农村，“老三届”和“六九届”在外形上就再无法区分：我们一样晒得黧黑、炼得坚韧；我们同样在艰苦环境中长大、闯荡，经历着生活的裂变。但比较起来，我们毕竟年少、幼稚，我们的脆弱、无知，在上山下乡之初，就暴露了出来。这注定使我们要经历更多磨难和坎坷。但是，我敢断言，我“六九届”的伙伴们并没有随波逐流。在改变命运的奋斗里，“六九届”也有一番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成功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