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行？考不上咱们还继续在这儿干。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他勉强同意。在我的鼓动下，最终我们队有四个知青报了名。没报名的北京知青有两个是六六届体院预科初一的，文化课没学过多少。还有一对知青夫妻，一个生完小孩后身体不好，一个正在盟畜牧兽医学校学习。报名的另外一对夫妻是宋建生和赵久胜。宋建生是我中学的同学，初中和高中一直担任学习委员，数学特别好，人也长得漂亮，要不是“*”，她应该是北大数学系的学生，中学时我非常崇拜她，直到现在也常感叹可惜。当时她担任大队小学老师，她丈夫是锡盟知青，干活是把好手。我们公社二队的*也报了名，他在牧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我们五个人都是在草原入的党。
报名要交四张照片，这可难住了我。去旗里照相馆照相肯定来不及了，大雪封路根本也找不着车。回去翻箱倒柜凑了四张，却是两个底版的。其中两张是把结婚照剪成了两个单照，看着剪开的照片心里难受极了。名是凑合报了，接下来再一细思量，准备考试的困难太多了。1977年底我已经接近31周岁了，年初刚生完孩子，7月份又做了一次流产，身体比以前瘦了许多。大队书记对我的报名也不支持，怕我复习功课影响了年底的结账。再有就是想复习也没有复习资料呀，翻来翻去找到一本北京慰问团送的知青科普小丛书（农业知识方面的）。该填报考志愿了，报文科还是理科呢？考数理化没书不行，只能考文科了，靠现编撞大运吧。报什么地区的大学呢？从照顾孩子考虑必须回北京；从专业考虑我想学会计，只能报辽宁财院。由于当时到偏远地区招生的学校和专业有限，我报的志愿顺序是：北京师院、辽宁财院和包头师专。最后一个志愿是兜底的。
记得考场设在东乌旗一中，考试时间是1977年12月13日至14日。刚一进入12月，我们队四个报名的知青就开始打听去东乌旗的车。那年冬天，东乌旗又遭受了特大白灾，路边就可见到牲畜的尸体。听说东边满图宝力格牧场的雪和蒙古包一样高，运粮车靠铲雪车开道，200公里走了五天五夜，所以一般的卡车都不敢出车。正在我们焦急难耐，以为考试无望时，12月8日我们终于打听到驻扎在公社的防火站（负责在边境开垦防火道）有一辆卡车要去东乌旗。我们立刻动身赶到公社住下，盯住了这辆车。10日听说车要出发了，我们就一大早在车旁边等着，一直等到午饭后1点多才准备走。管他呢，能坐上走就行。车上拉了两个汽油桶、几捆牛皮和好几麻袋东西，我们四个和两个防火站的人就坐在麻袋上。车开始向北行进，看样子是打算从边防公路走，上了边防公路就比较好走了，但是要多走50公里，也就是说一共要走180多公里。
1977年的冬天格外冷，最低气温达到零下41℃，白天的气温也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那天就算天公作美，没刮白毛风，就是干冷干冷的。雪原显得特别空旷、辽阔，雪光刺得人睁不开眼。一开始我们高兴得有说有笑。 。 想看书来
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3）
××：咱们队50多知青走了几个大学生了？
××：招生走的也就八个人。
××：咱们队离东乌旗太远了，所以得到的招生指标太少。
××：走的人都是有后门吧，不是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防火站的人说。
××：我们队倒不是，牧民和知青都同意先照顾那些身体受过重伤的知青。1971年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的×××是在打火时脸被烧伤的。
××：是啊，×××是1973年去吉林大学理论物理系的吧，她是在农场启动柴油发动机时双手手腕被打伤了。
××：我们包的×××是1974年去内蒙古农牧学院的，人家是从香港回内地上中学，后又插队的，属特殊情况，应该照顾。
××：后来北京体院、内蒙古师院和锡盟农牧学校又招走五人，有些人家是点名要的。
××：石康，你出身挺硬的，怎么没走？
石康眯着小眼睛笑着说，我要走了，不就找不上她了吗。
大家都笑了。石康当时还真没想走，只向着自己的理想奔着。
××：何友中，你爸不是国家科委的吗，怎么没走呢？
我：我爸只是个副总工程师，没权啊！又有历史问题，家被抄，住房被占，父母都在湖南劳动改造，姐姐的出国、入党都受影响，我哪有可能走呢。所以这次有了机会我就抓住不放。
接着我又说：想想自己也挺可笑的，1966年是我们班写的“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一封信，现在高考报名我比谁都积极。
××：啊？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可找到罪魁祸首了。
一只手打在了我的头上。
我：不是我写的。
我赶紧喊冤。我说，其实谁写的并不重要，当时有几个人头脑清醒？还不是都被卷在极左潮流里。
××：还真没想到10月份《人民日报》那两篇文章能写得那么透彻，咱们也受 “四人帮”的毒害不浅啊，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回再看以前的事心里清楚多了。
××：那两篇文章挺带劲，说打倒了“四人帮”，就要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理直气壮地抓好文化考试。
××：这回有*做主，我看是个真考试了。
聊了没过多久，呼出的热气就将帽子和领口给冻上了，大家只能把头尽量埋在皮得勒里。卡车摇摇晃晃地缓慢地爬行在雪的海洋中，我的思绪飞到了“*”开始的1966年。1966年6月6日在原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教室里，一个同学感情激动地在大声朗读着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一封信。信里给升学制度扣了好几顶大帽子，什么“反动”、“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等等；罗列了好几大罪状，说使不少同学有严重的“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最后还提出了两个“直接”，让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请党直接从高中毕业生里挑选一批人去升学等等。虽然我已感觉到自己是在被批判之列，也没有被挑选去升学的可能，但是也积极举手表示拥护，卷进了“*”的狂热之中。由于当时我任班长，所以让我在全校庆祝“废除高考制度”大会上代表全班发言，记得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就把社论上的几句话说了。这个发言还在广播电台播出过。这件事下乡后我从没提起过，总感到是个不光彩的事，这不是也多少宣传过极左思想吗。现在想想确实太愚昧无知、太幼稚可笑了。卡车突然停了下来，误车了，雪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赶紧跳下车用铁锹铲雪。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4）
摇着，走着，一会儿我的思绪又飞到了女儿身边。1977年1月我准备生小孩，也是遇上雪灾，大雪封了我们队通向公社和旗里的道路。整整一个冬天，没有一辆汽车来过我们队，连粮食也快断了。孩子出生前一天，大队的大车（四匹马的马车）到道特公社拉粮还没回来，所以去公社医院是没有可能了。孩子就出生在大雪覆盖的小土坯屋里，后来回想起来很是后怕。孩子三个月时，为了给她打防疫针，我牵着牛车，徒步走了40多里路才到了公社医院，结果没药了，白去一趟，孩子跟着遭罪不说，万一得了急病可怎么办。由于当地牧民居住分散，我做会计工作经常需要骑马外出，有时孩子必须托人带，如果把孩子放在当地人家，他们的卫生习惯离我们的要求相差太远。这样1977年7月我们把孩子放到北京昌平的一家农户托养，好歹医疗条件有保障，气候也好多了。自己受多少苦都能忍受，实在不忍心让孩子再受苦了。自从把女儿送回北京后，我的心就被女儿牵走了。的确，生孩子后的我身心都变得很脆弱，总怕失去这个娇嫩的小生命。所以，为了孩子，我无论如何也要参加一次考试。
当卡车驶入“额仁”草场时，发动机突然熄火了，这可怎么办。这时已是下午4点多，天已经有些昏暗，如果车发动不起来，我们几个肯定会冻死。多亏当地的司机有办法，七搞八搞车又动了起来。终于上了边防公路，车开始向西行进。路好走多了，但是还有差不多100公里的路程。看看表，已经是晚上6∶30了。天慢慢全黑了，没有月光和星光，四周死一样寂静，只有车灯的微弱光线和发动机发出的粗重的喘气声。我们不停地搓着脸，怕给冻伤。越冷越想方便，差不多一个小时我就要下车方便一次。司机不耐烦地说：“懒驴上磨屎尿多。”为了赶路，我也不好意思老让停车，就用手使劲按住小腹，按得生疼，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敲驾驶舱顶。又是忍无可忍了，再忍忍，再忍忍，等到车停下，着急的我下车没走两步就一头栽在雪地上。不好，尿裤子了。太不好意思了，*湿了一大片儿，我也不敢声张，完事后赶紧又爬上了卡车。时间太难熬了，怎么还不到呢。由于多次的方便，身体的热量流失的较多，再加上又饿又冻又紧张，我感觉快晕过去了。一直到晚上快10点，车才到东乌旗，一共走了9个小时。当时我全身都冻僵了，动弹不了，是让别人生拉硬拽给拖下了车。两脚一粘地，从下往上疼得直叫唤。司机还坏笑着说：“知道疼就没死。”真让人哭笑不得。好容易找到一家小店，只剩一间屋，也没有煤生火，照顾我们两个女的住了进去。无论如何，我们是活着到了，可以参加考试了。第二天我们在东乌旗大街上溜达时遇到了老旗长以登木加布，他听说我们准备参加高考，就邀请我们到他家住。以登木加布的妻子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后来我们两个女的就住在了他家。和蔼可亲的老旗长是我们队牧民的亲戚，在运动中曾被打倒。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感谢那位司机和老旗长老两口。
12月13日考试开始了。文科第一天考政治和史地，第二天考数学和汉语文。政治和数学大部分题都做了，就是不知对不对。语文作文的题目是《在红旗下》和《论实事求是》，我写的是《在红旗下》，写得激情饱满，就是很空，不知怎么回事，下乡受这么多锻炼，怎么就写不进去呢。史地考得最差，好多挺简单的题都想不起来，连省会的名称都搞不清楚，后悔下乡十年只顾劳动没看书。出了考场一聊，发现别人考得更糟。 。。
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5）
回来的时候雪更大了，我们坐的是解放三零（顺着六个轱辘）。由于走的是南路，一天只能走60公里，不过心里一点都不着急了。半路住在“道特”公社，到家整整走了两天。一个多月后通知我去检查身体，全公社共有五个报名的，只通知了我一个（其他人1978年都比我考得好）。机会太难得了，我又踏上了艰难的路程。由于雪太大了，坐车走到“道特”公社，往旗里就再也过不去了，我的心全凉了。1973年招生考试后，就听人家说，考完的成绩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政审和体检，招生的人在体检时搞点小名堂，最后打表说你血压不行也上不了大学。唉，原来最担心的还是政审，没想到一开始就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