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策-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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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若干思考（1）
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若干思考
常 修 泽
中国发展模式：问题的提出
站在世界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在发展方面的成绩，并不限于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或“翻几番”，也不限于财政收入、进出口总额以及外汇储备的显著增加，甚至也不限于中国在世界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的位次上升。发展方面一个值得重视的成绩，在于中国既顺乎潮流，又特立独行，为人类贡献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发展模式。
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同时兼有“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三重属性这一基点出发，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建设一个富强*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有特点的发展模式。其要点有五：一是以增进全世界最大的人口总量之福祉和全面发展为核心；二是充分挖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巨大制度潜力；三是努力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和作为后发国家等优势；四是着力在经济方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五化”进程，即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五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四位一体”的发展，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的自身发展，从而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
中国具备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有利条件
仅从经济方面而言：其一，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成本较低，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其二，国内市场相当广阔，其巨大潜力的持续释放，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发动机；其三，高国民储蓄率和外商投资，使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充裕；其四，经过多年建设，工业、交通、通信、科技等已具有相当规模和基础；其五，发展新能源、环保产业、循环经济等，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政治社会比较稳定，深化改革使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不断趋于完善，也是国内有利条件。
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产业转移正在拓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与先进制造技术等不断取得新进展，更提供国际有利因素。
从三个层面把握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
要完成既定的发展目标，目前的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发展方式的“转变”有三重涵义：
１． 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简言之，由“粗放型”转“集约型”。“九五”确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目标并没有实现。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素价格扭曲下的低廉（主要是劳动、资本、土地、能源等）＋政府导向、扶持（招商引资）——吸引外商投资，形成出口加工基地粗放型的外向拉动。相比之下，这种模式与印度所谓“世界思想工厂”的模式有差别。要扭住“粗放型”不放，加紧转变。
２． 中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包括：（１）经济增长问题，不仅有增长速度，而且特别包含质量和效益；（２）经济结构问题，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内外结构等；（３）经济体制问题，包括企业、市场、宏观、分配、社保等体制；（４）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等。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面临三种病——“结构病”、“体制病”、“欠持续病”。这是比“增长”更深层的转变。 。。
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若干思考（2）
３． 宽方式：“总体发展方式转变”
由单一经济发展，向“四位一体”的发展拓展，即：（１）经济发展；（２）社会发展；（３）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４）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核心是由“物”转变为“人”，提高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这是一个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发展方式转变问题。
中国在发展方式转换上面临的“三重压力”
原提的“窄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完成，新的“中方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更大范围“宽方式”的总体发展方式转换又提出。不发达经济阶段的问题（如几千万贫困人口等）没有解决，发达阶段的问题（如老龄化等）又来临。中国的特殊问题（如人口问题、二元经济结构等）尚未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环境可持续、*保障、“人类发展指数”等）又涌来。中国未来面临来自多方面的转换压力。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应把握中国发展面临的上述新课题、新矛盾。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扎扎实实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这应成为新阶段中国现代化的新内涵，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五大支点。
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
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支点。它不仅表现为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结构中比重的上升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以及相应的现代文明渗透到全部经济社会领域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抓紧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猛发展，主要依靠的动力是工业化。尤其是最近几年，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持续高于ＧＤＰ增长速度。现在中国的工业化到了什么时期？总体上说，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而且处于工业化加速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
经过多年积累，中国已基本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但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拒绝复制前工业化国家“危机转嫁”等传统模式，使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探索新路。这里所说的“新路”，一方面，要有别于传统工业化模式，真正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另一方面，要有别于当今世界别国的工业化模式，真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这种“新型工业化”与“有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交叉结合，即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举其要点，可概括为下列“五个结合”：
第一，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紧密结合。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把工业化建立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重在提高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是区别于以要素（主要是资本）大规模投入为特征的旧型工业化的标志之一。同时，鉴于中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和成本较低的特点，努力寻求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最佳结合点，以此形成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的多层次工业发展格局，进而提高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发展城市工业与发展乡镇工业紧密结合。中国有６００多个大中小城市，这是中国工业的重要增长极。同时，鉴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时难以完全扭转，全国密集着３．５万多个乡镇，也是中国工业增长的“沃土”之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期间，乡镇工业的数量、就业人数和总产值分别以年均２６．６％、１１．２％和２９．６％的速度增长。到９０年代，中国乡镇工业的产出占到工业总产出的１ ／ ３左右，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之势。近年来，中国乡镇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迅速升级，从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新式武装的乡镇工业已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若干思考（3）
第三，推进工业化进程（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与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紧密结合。传统工业化道路在推进工业增长方面的所谓“辉煌”，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不少发达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薄弱的国家。在实践中深切地认识到，传统的以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在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之后，强调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十一五”规划明确制订的单位ＧＤＰ能耗5年降低２０％和主要污染物排放5年降低１０％的目标，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节能减排已成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明显特征之一。
第四，工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是以基本稳定的体制结构为基础的，虽然也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但整体全面的体制转型以及社会转型并不突出。中国是一个不发达且处于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工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两个转型”是扭在一起的，无论是微观领域的工业企业的体制模式，还是宏观领域的政府管理工业的体制模式，都对工业化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中国工业化的步伐是在摆脱体制束缚中前进的。
第五，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外资与独立自主紧密结合。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中国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巨大历史机会。中国有效吸收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造就了发达国家用很长时间才造就的工业化大业。同时，鉴于中国是一个走独特道路的大国，颇为注重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尤其是在存在投资、技术、贸易、环境等壁垒的情况下，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寻求利用外资与独立自主的最佳结合点。
这里需要指出，在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面临一个与信息化的关系问题，这是当今世界各个推进工业化国家共同面临的新挑战。中国紧紧抓住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的历史机遇，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一方面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特别是注重发挥信息化在工业发展中产生的倍增效应和催化效应，另一方面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供产业支撑，着力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为一体，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将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科技革命相提并论，认为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值得重视的两股潮流。城市化在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举其要者，有下列4条：
第一，中国城市化走的是一条“城镇化”道路。国际上一般称“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是将镇（指镇本级）纳入其中的，所以称为“城镇化”。长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改革开放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