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翻译家王汶-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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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所房子以前的住户，据说是家苏联人，也非常喜欢大自然，喜欢种花、种菜、种树。花园里，光是各种果树，就有十来种：走出通后园的厨房门，首先投入眼帘的，是两棵高大的海棠果树；稍远一些，左边有两棵梨树和一棵杏树，右边有一棵胡桃树，一棵春天总是挂满一串串肥嘟嘟的榆钱儿的大榆树。院子中间，生长着一棵树龄至少已长达二十年的稠（chou）李树。
再往前走，左侧有个高高的土堆，土堆前有扇严严实实的小木门，原来那是个俄国乡村式的冰窖兼菜窖。这种俄国乡村式土窖，严寒的冬季当松花江里的冰冻到几尺厚时，我家便买来一大车冰块儿，放到窖中靠边的土坑中，到了夏天，这地窖就成了个天然冷藏室，其效果丝毫不逊于现代冰箱。
那时，我学校里的功课虽然很多，放学回家后，还有一些父母安排的学习与体育锻炼，但只总能匀出少许时间来，在我家的花园和菜园里活动。
除了爬树上房之外，我们必须帮助母亲浇花、浇菜，饲弄小动物园中的小动物——鸡、鸭、鹅、兔、羊等等。有趣的是羊有两只，一只是公的一只是母的。
餐桌上经常摆放着刚采摘的新鲜西红柿、黄瓜、扁豆和各种绿叶菜。炒鸡蛋用的是不久前家中母鸡新下的蛋，果冻是用从后院墙边的野生马林果（覆盆子）丛中采来的红浆果熬制的，夏天还能喝到用菜园中多年生的薄荷叶子煮的薄荷茶，甜丝丝、凉森森，胜过一切清凉饮料。
至今我认为我的童年是非常快乐的，因为我是在大自然中长大的，这似乎与现代一般少年儿童的快乐童年完全不同。价值观不一样，要求不一样，爱好也不一样。
父母亲虽尽一切可能让我受到最完美的教育，还给我创造条件，让我一年四季能从事各种体育活动，锻练身体；但我从来没像现代儿童那样过过生日；没有人给我买过生日礼物和生日蛋糕；我们家所有的钱都放在教育上了。春节时，我也没穿过新衣服，（我总是穿姐姐的旧衣服，还高兴得要命，）也没得到过压岁钱。平时，父母亲虽然每月要为我付出昂贵的各种学费，但从不给我零花钱。对这，我完全能够理解，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论我心里偶而希望拥有什么东西，我也没向父母开过口。因为我知道父母供我们这一大帮孩子读书，已经够困难的了。
我从小最喜欢的东西是文具。我每天上学，都要走过当时哈尔滨最有名的秋林洋行。秋林洋行的文具部，是我一生难忘的好地方。每次，只要放学早一点，在回家的路上，我便走进秋林的大门，直奔文具部，站在柜台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玻璃下的漂亮双层铅笔盒。那时，在我眼里，那是文具的一所极其讲究的两层小楼房，都是木头做的，上层装着印有有趣图案的铅笔、好看的橡皮等，下层里是精致的自来水笔和小尺、圆规。在我的脑海里 那座“小楼房”给我留下的印象竟是如此深刻，我至今闭眼回想时，还丝毫不差地历历在目。但是，当时我没有钱买，永远只能看看。 。 想看书来
第十一章 “九一八事变”等于恶运的开端
我们的城市田园生活，持续了几年后，住在东北的爱国中国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家）的一切都改变了。
突然，有一天，两个日本宪兵砸开我们家门，手里拿着我大哥的相片，指名道姓地找他，要逮捕他。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当时大哥在哈尔滨工大读书，担任学生会委员。他会开火车头，曾经开火车拉着一批大学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反满抗日。
幸亏宪兵来时，碰巧大哥不在家，父母赶快及时通知了他，他匆忙连夜逃离哈尔滨，逃往南方上海，以后又辗转去成都、昆明等地，40 年后的1981年，我们才有机会在美国再次见面。
当时，有条件的中国人，大多早已离开沦陷区，我从父母的谈话中了解到，我家既无存款，又无处可投奔，只能留下。
父母亲都是日本留学生，加上恰巧母亲有几个奈良女高师的先后同学的丈夫，被派到哈尔滨担任要职，日本人当然想利用我的父母。
那时，因我年纪太小，所以过程及详细情况我无法了解，只知道，有关方面先是要让父亲当伪教育厅长，父亲千方百计地“婉言谢绝”。（据说，满洲国大大小小的官儿，全是傀儡官儿，一切一切都得听从日本人的指挥。）
父亲在家里常常说：“有点收入，够维持生活就行了！”
他仍旧当他的医院院长，兼任市卫生科长。
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家里的氛围气氛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再也听不到父亲那“哈哈哈！”的爽朗笑声了。相反，他开始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有时自言自语：“气死人！气死人！……”同时他患上严重的高血压症，血压常高达200多。母亲虽然没生病，但是她不但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幽默、爱开玩笑，而且常常下班后，晚上在家里喝闷酒，放声大哭，嘴里不停地叨叨着：“我不愿当亡国奴！我不愿当亡国奴！……”我和小弟二人吓得躲在墙角里，不敢出来。直到后来，她开始在舅舅王绍鏊的领导下做一点地下工作，她的心情才好转一些。
伪满洲国时期的中国人，整天都是惶恐不安的，因为随时可能灾难临头。
母亲有位日本奈良女高师的日本同学，当时成了我们的大救星。因为她丈夫，恰好是当地日军方的一个高官。
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母亲常常可以办点别的同胞难以办到的事情。例如，她曾救出好几个被无缘无故关进监狱的中国人。
我最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是一位被母亲救出的学校男教师，出狱后，全家人到我家里来道谢，一进门，就趴在地上磕头。
父亲三番五次在工作岗位上遭到*，每次都全靠母亲在外面奔走、托人，才得到暂时的缓解。
1937年，父亲遭遇到一次更大的*，差点被日宪兵投入牢狱，心脏病和高血压症也犯了，只得歇病假在家里卧床休养。
1937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有人轻轻敲我家大门。
我和放暑假回到家里的姐姐二人，抢着去开门。
只见一个身穿旧长衫、帽子压得很低的“神秘人”站在门外，神色慌张地塞给我们一张破纸条，转身就匆匆地走了。
破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铅笔字：“他们想屈打成招，逼我诬告王科长私藏鸦片，我誓死不从。请千万多加小心。曲狂夫”
多么悬！多亏这位诚实善良的曲叔叔！我一生难忘他的恩情！
母亲立刻去找她的同学求救。同时，父亲也赶紧自动离职，再也没去上班。有一件事真是很奇怪，我总想要说一说。那时在伪满洲国，日本宪兵队和日本特务都是不通气的，有的宪兵队抓了人，特务机关并不知道，特务机关抓了人，宪宾队也不一定知道，而且互不相关，谁也不管谁的事，只管自己的。但如果给哪一方使了钱或送礼，他们也有可能给被逮捕的人说情，被逮捕的人也是有可能被放出来的。他们也有他们的人情。这些事我一直不太明白。日本帝国主义者那么凶恶，怎么也会这样？
这场大难算是暂时躲过去了。但是，父亲没有了工资收入，我家立刻落入可怕的经济困境。
第十二章 “九一八”事变等于厄运的开端
灾难陆续降临我家。我那与父亲一样爱整洁、聪明过人而且特别懂事的弟弟，因病早逝。他一直是我最要好的玩伴儿。他的突然离去，使我陷入前所未有的寂寞与孤单。这时，又因为家里无力为我交俄国学校昂贵的学费，我被迫辍学呆在家里自学。我难过得整天光想哭，但是，我知道，我绝不可以再给父母增添烦恼，因此，记得，我总在没人时，趴在自己小屋书桌上，偷偷地流泪。
仅靠母亲一人工资，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了全家生活，父亲必须重新找工作。这谈何容易！不管父母怎样各处送礼、求人，父亲还是赋闲在家好几个月。
1938年7月，位于东北吉林省珲春的中苏边境上，发生张鼓峰事件。张鼓峰，位于原苏联、中国和朝鲜三角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张鼓峰事件的起因，是当时日军想通过张鼓峰进攻原苏联，因而发动偷袭原苏联。后来遭到猛烈反攻，以失败告终。
当时的珲春县，即今天的珲春市，正处于那块是非之地，无辜经历了炮火的恐惧。稍有办法的伪官员们，全以各种借口逃离该县。因此，珲春县县长的职务便成了无法补上的空缺，成了长时间解决不了的老大难。
我父亲得知此消息后，想法活动到珲春县长的职位，他毅然离开温暖的家，前往珲春赴任。父亲本来是个一心治病救人的医生和院长，忽然当起县长，县太爷，父母官。
反正当时我也是呆在家里。因此，我也就有机会到珲春去陪父亲住了一个时期。
当时的珲春，有几件事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茂盛的绿色植被，到处是绿茵茵的树林和青草，空气非常清新。大自然情趣浓厚，风景很好。
生长在松树林里的野猪的肉，大该是因为活动量大的关系，全是瘦肉，而且因是吃松籽长大的，所以有一种特殊的松籽香味儿。
那时，县政府办事处有一位年轻的朝鲜族女职员，温柔又秀丽，长得真叫漂亮，我对她印象很好，我们交上了朋友，至今有时我还会想起她的模样儿。
那时，珲春的居民，大多是朝鲜族人，与汉民同样过着亡国奴的苦日子。
父亲从救死扶伤的医生和医院院长，变为善良仁慈的父母官，虽说职务完全不同，但却使我有异曲同工之感。
他又开始向我说起，哪家哪家如何如何“可怜”，需要帮助。“可怜！可怜！”这句口头禅，又回到他的嘴里。他经常心疼一些人，心疼得掉泪。有一次，珲春下大雨，许多居民区被水淹泡，父亲穿着胶鞋，淌水到一家家去慰问，解决实际困难。
伪满洲国大大小小的官员，无一例外，全是傀儡官儿，必须绝对服从日本下级的指挥。为了卫护中国老百姓的利益，父亲不得不经常与比他权力大得多的日本股长争吵。
终于有一天，父亲被他手下蛮不讲理的日本股长气得倒地中风。
母亲带人到珲春去，将他抬回哈尔滨。有些老百姓自发地夹道流着泪送别爱护他们的老县长。
从此父亲瘫痪在床。几次三番，当我们喂他水喝的时候，他拚命咬住杯口，想咬下一块吞进肚里，因为他不愿拖累家人，试图自尽。一次又一次，我跪在他身旁，苦苦地哀求他为了我们活下去，我们不能没有他呀！
我家陷入更无耐的困境。
当时的情况：我母亲白天上班，下班后服侍病父。我大哥始终音信皆无。有小儿麻癖后遗症的三哥，被日本人抓去，送到远郊区去当劳工挖战壕。姐姐早已嫁到南方，住在上海。我知道，我责无旁贷地必须肩负起全部责任。白天，除了看护父亲，照顾他洗脸、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