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师的一天-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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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戒备重重，还剩下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彼此真正的敌人——疾病！在这个咨讯空前发达，任何一个医疗事件都可能在一夜之间以各色版本被传播得家喻户晓的时代，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多么需要动用更多的人类智慧与良知去甄别事实真相，克服“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视觉局限，艰难重拾彼此之间的信任！
终于走出医院大门坐上了去女儿学校的公交车，幼儿园的活动是赶不上了，我得争取在第一时间将她从学校接出来，也算是对她做了一个小小的补偿吧。一想到渴望被父母关注的女儿满怀着的希望今天又一次落空，稚嫩敏感的她不得不品尝这失落寂寞的滋味，我感到深深的内疚与自责。当面对女儿时，我该怎样解释今天的食言？以一贯的理由说：“宝贝，妈妈太忙”并鼓励她要更加“勇敢”吗？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心酸，眼睛里已是雾蒙蒙的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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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支青霉素
我是一个发了30年药的药师，在住院药房，各种药放在什么地方，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每种药物的适应证、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禁忌证几乎倒背如流，但出于对病人负责，我每次都要核对，每次核对都是一次复习。
30年如一日，难免有点乏味，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走入我的视线，让我意识到应有一些改变。
2003年7月19日晚7∶40，我完成例行的工作，等着同事来换班，想着8∶00后做点什么，突然一阵急促的话音打断了我的思路。
“医生，我哥刚做完心脏手术，要用青霉素和肝素，账户上没钱了，医生让我自己想办法，这儿能买吗？”一个很清脆的声音传来，说话的女孩看起来20岁左右。
“你有处方吗？”我问。
“没有。”她回答。
“对不起，没有处方不能拿药。”我说。
女孩后退了几步，快速地蹲下去，又快速地站起来，转身急匆匆地走了。
她这一连串的动作让我很奇怪，交好班，我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个女孩，按她的描述，我推测她哥哥是心内科的病人，刚结束手术，应该是在CTU，我不由自主地向CTU走去。
趁值班医生空闲，向她询问这个女孩，她对这个女孩也印象深刻，“小孩儿，挺不容易的。门口病床的病人就是她哥哥。”我透过门上的玻璃向里张望，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表情有点疲惫，闭目躺着，病床前一个男人陪床，看起来是父亲。
这时又是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回头看，是那女孩，她低声和值班医生说着话，听不清，但看表情应该还是关于术后用药，这时警示灯亮起，值班医生走开了。
我和女孩打招呼，女孩勉强挤了个微笑回应我。我问：“药的事解决了吗？”她愣了一下，然后说：“没有，账上欠了1800多元，我现在只有500元，又借不到，医生说不交上钱没法给药。”值班医生处理好病人，回到值班室，女孩又走上去和医生交谈着。我看着她们，想到了解决的办法，和值班医生说：“您开处方，让她到急诊买药行吗？这些药都不贵，500元一定够的。”医生看着我，我忙解释，我是本院的药师，并拿工作证给她看，医生想了一下，写下处方：
80万单位青霉素×6
低分子量肝素×1
氯化钠250ml×1……
女孩深深地望了我一眼，又步履匆匆地走了，那个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比任何话语表达的感激都真诚。
女孩买好药交给医生，脸上可以看出如释重负。这时和我的话也多起来，每一句都不离感谢，让我有些难为情，于是转移话题问她的情况。病人是她哥哥，先天性心脏病，作了介入治疗，家是农村的，一家人都务农，她2002年考上大学，几乎和拿到录取通知书同时，哥哥想进城打工，体检时查出先天性心脏病，为了让她上大学，哥哥坚决放弃治疗，她在学校勤工俭学，同时自己担起了给哥哥看病的担子。多让人感动的一家人呀。
我很好奇她在住院药房外的那一串动作，问她原因。她说：“我当时真觉得要崩溃了，但是我必须挺过去。”
我无语，看着她，两人相视一笑。
我向她告辞，她送我到电梯口，拉着我的手，泪光在眼里打转，说：“谢谢您，真的。”一字一顿，震撼着我的心。
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事本身也许不大、不难，但放在病人身上就是大事，六支青霉素，相信会成为这个女孩永远的记忆，这里面承载着太多的艰辛。药师也好，医生也罢，是一份面对着脆弱人群的工作，扎实的业务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一份真挚的爱心更是不可或缺的。真心地为病人分担一点，在我们自己是举手之劳，在病人和家属却是救命的援手，让他们愿意用一生去感恩。
后记：我是一名正在攻读药理学学位的研究生，也曾经是病人家属，就是文章中的那个小女孩。当年那位不知名的药师，救了我哥哥，也给了我希望和鼓励。今天，我转换角色写出这篇拙文，只为表达我对药师的理解。一个好药师，不但要有扎实的业务功底，更要有一颗博爱的心。遇到了这样的好药师，是病人的福气。如果有一天我有幸成为药师，就从这两方面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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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车送药记
今天门诊的患者特别多，下班时间过去半小时之后，大厅才渐渐清静下来。我和值班的董老师关上电脑，甩一甩劳累了一天的肩臂，准备回家。
来电话了，董老师喃喃地说：“一定是老伴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吃晚饭呢，接吧。”
“真对不起，打扰了，有件事想麻烦你们一下。”
一听到是患者特别客气的电话，就知道我们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家了。果然不出所料。
“下午刚取的两只针，我们回家之后才发现其中一支瓶子中是空的，里面什么也没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因为那种针剂是密封外包装，我们发药时不可以打开查验，所以我们也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于是我对她说：“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明天到药房来，我们可以予以调换。”
“我也是这样想啊，可这一针明天上午就要在我们这儿的卫生院用了，我就是因为腿脚疼总也好不了，才来你们医院的，这么远的道儿，我折腾不起啊，我老伴也是老病号，我今天看病，已经扔下他一天了，明天怎么也来不了啊……”
说实话，她是一位聪明的患者，先把自己的困难罗列了一堆，医务工作者再铁石心肠也会被感动，于是我们对她说：“请问您家在哪儿？哦……好的，记下了，有电话吗……”
“带你去郊区看看雪景吧。”董老师挂了电话对我说，“骑车去。”
“没有公交车吗？”
“快速路施工，交通中断好几个月了，打车的钱可比药钱还多呢，小伙子，多运动运动吧。”
我无言以对。想想也是，工作几年来，整天上班就是在药房那么一个空间里，思维保持高度紧张状态，下了班就感觉脑瓜晕晕乎乎的。而董老师虽然是快退休的老药师了，每天都坚持骑车半小时上班，工作时思维敏捷充满活力。看来就算是为了能好好发药，也需要一副强健的体魄啊。
想着想着已经骑出了挺远，骑车经过的城区几乎都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一路上老头子嘴巴也没有闲着，一会儿向我介绍经过的某个小洋楼曾经住过某位历史人物，一会儿告诉我在附近哪儿有一家挺经典的小吃铺，又不停地向我分析，选择怎样的骑行线路可以最省时省力。不知不觉已经出了市区，天也暗了下来，路边树枝上的新雪在路灯的映照下，折射出黄水晶般的光芒，渐渐稀疏的楼群和家家户户昏黄的灯火，让老少两人分外思念起自己的家来。
终于快到了，又打了一通电话，自行车拐进一片棚户区，七弯八绕之后，终于找到一间低矮的平房，敲了半天门，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才来开门，蹒跚地领我们进屋。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张木床上躺着一位老大爷，屋里昏黄的灯火，加上一股霉味，让我不禁皱了皱眉头。
“太谢谢了，实在对不起，让你们大老远跑过来，喝口热茶吧，你看我这儿太乱了，实在是不方便去你们医院，你们也真负责任……”
查验药品、处方，简单交代几句后，我们离开了平房。回去路上，我们又渴又饿又累，经过董老师介绍的那家小吃店时，我们停下来歇息一下。
冬夜有碗热汤喝真是很幸福的事。我一面喝汤，一面对董老师说：“得好好向厂家反映反映，这支药把我们给折腾的……”董老师也一边吸溜着热汤一边对我说：“你应该庆幸才是啊：庆幸我们没有遇上那种无理取闹的患者，向我们索要所谓耽误用药所造成的损失；庆幸是下班时就通知我们药品有问题，而没有在半夜再找到我们；庆幸她家就那么几十里路远而不是在几百里以外；庆幸只是明天才用药，而不是今晚就用，否则就果真耽误了病人的治疗……哎，别说，这家小吃店开了十来年了，味道就是不错……”
看着董老师花白的头发，我突然更深一层地明白了药师的职业操守，以及在坚守这份操守之中体验出的百味人生。
药师临床行
我看了看表，时间指在7∶45。
一边为自己的守时而高兴，一边急匆匆地走进了电梯，直奔六楼医生办公室。
掐指一算，我来精神科参加临床药师查房已经有三个月了。还记得自己当时来的情景，一边想像着精神科的病人疯疯癫癫四处追打的样子，一边还要告诉自己：这些都可以解决——精神科的女医生护士都不怕病人，我一个堂堂的七尺男儿，怕什么！再看看自己现在，基本上慢慢熟悉了精神科日常的工作流程，了解了这些病人的情况——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像中那么可怕和恐怖，而往往是由于传媒的炒作，使得他们的身上附着了某种“魔力”：要持刀伤人、要追打闹骂、动辄自寻短见……
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背负了社会和舆论给予的无形巨大压力，忍受着来自四面八方歧视的目光和不解的指责，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社会不理解，家人当累赘。相比之下，他们更是“弱势群体”。
换好了工作服，看着管床的住院医生、研究生、进修医生带着各自的实习医生向病房走去，我习惯性地翻出今天的出院病历看了起来。20床，哦，就是那个阳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小伙子，最近一个星期恢复得特别好，见了我们特别有礼貌，那天查房的时候我问起他发病时买的什么药，他极羞涩地笑了，说那都是病中的表现，现在再也不会那样做了。根据医疗组里的讨论，他今天就可以出院了，真是为他高兴。还有45床，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值事业起步期，突然发病，整天寻死觅活的。当地医院先后诊断阴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抑郁相，前后治了8年多，病情反复不定。刚入院的时候，医生们争论不已，不知道该下怎样的结论，因为一旦确定诊断，就要确定用药和治疗方案。还是带组的老师有经验，从问诊里判断出病人存在明显的幻觉和妄想，没有持续的心境低落和起伏的情绪，最终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用药一个月，现在已经明显好转了，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