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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追随智慧-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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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的两位计算机奇才--吉姆.格雷和戈登.贝尔,在微软千方百计的说服下终于同意为微软工作,但他们不喜欢雷德蒙冬季的霏霏阴雨。比尔.盖茨说,这好办,就在“硅谷”为他们建立一个研究院。
不过,大多数求职者可没有这样幸运。微软人事制度中的一个原则是,永远只聘用比实际所需更少的人。
某些人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这个原则:N(实际需要人数)…1=招聘人数一般说来,招聘考试是面对面地实行,所以也叫做“面试”。但有时候也会有长途电话跨过千山万水甚至跨过太平洋,考官和应试者只是坐在电话线的两端。每一个面试者,要同微软公司的5个人到8个人面谈,有时候可以达到10个人。每一个考官的面试都是一个小时,以“一对一”的方式提问。他们说,微软文化中讲究公平和对等,所以不会让一个应试者同时面对一大堆考官,因为那样对应试者来说不公平。不过,应试者是否能够感受到这种公平,还很难说,当他们从研究院的行政助理郑薇手中接到那一长串“考官”的名单和时间表时,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已经额头出汗。此后是一个小时接着131一个小时持续处在高度的紧张之中,甚至在中午吃饭时也不会停下。
主考官全是各个方面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套问题,各自具有不同的侧重,问题的清单通常并未经过集体商量,但有4个问题是考官们共同关心的:是否足够聪明?
是否有创新的激情?
是否有团队精神?
专业基础怎样?
按照这一原则,学校考试成绩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标准,一个人的成绩只要没有差到“平均线”
以下,就有足够资本走进希格玛大厦第五层。一些在大学里面分数第一的人,在这里却不能通过面试的审核。
1999年1月,研究院组织了他们的第一次书面招聘考试,应聘者以笔作答,得分最高者为西安交大的一位博士,但后来他却没有能够通过研究院的面试。学校通常使用的考卷,只能涉及人的全部能力中的很小部分(有一种说法是1/400),不仅无法全面衡量一个人的素质,而且132还有极大可能导致相反的结论。与此相应的另外一种情况是,学校导师拚命推荐的学生不一定能为微软接受,导师竭力说“不”的学生,也不一定会被微软拒绝。面试的目的,正在于检验应试者的书本之外的能力。这和我们国家的教育标准有着完全不同的趋势。你如果作为一个应试者进入微软,就会觉得以往的书本知识全都用不上,不得不调动自己的机变能力加以应对。
当你起身离去之后,每一个考官都会立即给其他考官发出电子邮件,说明他对你的赞赏、批评、疑问,以及评估。评估均以五等列出:强烈赞成聘用。
赞成聘用。
可以聘用但有些勉强。
不能聘用。
绝对不能聘用。
你在几分钟后走进下一个考官的办公室,根本不知道他对你先前的表现已经了如指掌,他在嘴上说“接着谈谈”,其实是瞄准了“哪壶不开提哪壶”。所以一个进133入微软研究院的应试者会觉得是在攀登险峰,越到后面难关越多。当然也会有些人只经历了两三个考官就宣布结束,并未见到后面的“险峰”,但那并非吉兆。因为这三两个考官们也许正在网络上传递着同一句话:“此人没戏,别再耽误工夫了。”一般说来,你见到的考官越多,考官们在你身上花的时间越多,你的希望也就越大。有些人在完成了既定程序之后又有附加程序,这时候必定是考官们的意见不能一致,因而觉得有必要没完没了。也许分歧持续到最后仍然不相上下,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的确出现过,这时候,决定权属于应试者将要进入的研究小组的经理,人力资源部完全不加干预。李开复虽有最后的决定权,但他从未使用这种权力,去要求他的经理接受谁或者拒绝谁。然则鉴于微软公司的招聘方针是“宁缺勿滥”,所以,如果发生“赞成”和“反对”各占一半的情况,几乎可以肯定会做出放弃的结论。因为考官们在另外一个层次上达成了一致:分歧久拖不决,至少说明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个人足够优秀。
面试的问答一般使用中文,有时候也用英文。即使134是使用中文的时候,也必须夹杂着很多英文的词汇。这倒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因为很多话牵涉专业领域,根本没有一个相应的中文予以表达。但谈话有时候只涉及常识性的问题,与专业没有关系。有些问题的焦点在于求得正确的答案,也有相当多的问题并不在于寻找答案,而是检验应试者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些甚至根本就是无解之题,这时候检验的焦点就不是专业领域,甚至也不是“智商”,而是一个人的“情商”。
以下是研究院面试中的一些经典问题:为什么下水道的盖子是圆形的?
请估计北京共有多少加油站?
你和你的导师发生分歧怎么办?
给你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你将怎样去解决它?
两条不规则的绳子,每条绳子的燃烧时间1小时,请在45分钟烧完两条绳子。
前两个问题虽有准确答案,但考官的目的却是在答案之外,也即判断应试者分析问题的能力。第三个问题135的要点不是纠缠是非,而是看你能不能和意见不同者合作共事。有一个应试者非常聪明地度过了每一个难题,但因这个问题导致失败。他把他的导师一通大骂,还说他今生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选择这个人做他的导师。接着就向考官陈述导师如何不对,而他受了多少委屈以至怀才不遇。这位考官不仅没有同情此人,还立刻做出“此人不能要”的结论。其理由得到所有考官的理解和赞同:问题不在于导师是否有缺点,而是这个学生能不能自己处理不同意见,以及是否具有合作精神。有一种人虽然聪明,但眼神轻灵,心有旁骛,嘴快手慢,动辄埋怨时运不济,一有机会就在背后把老师同学同事朋友说得一钱不值。这样的人如若不能摈诸门外,那就不是引进人才,而是引进是非。至于第四个问题,你很容易说出至少10种答案,比如你可以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但微软并不喜欢诸如此类的回答,而是更加喜欢以如下方式处理难题的人:他首先去寻找那些熟悉这个领域的专家,寻找有关的论文。如果这难题竟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从来无人解答,那么他就要寻找相关领域中的最有权威的专家。总之他要尽量寻找捷径,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又能够超越前人,而不是从头做起。最后一136个问题是陈宏刚的得意之作,又被一些应试者带到清华大学的网站上,作为微软的经典考题广泛传播。但传播者不能洞悉的是,这个问题的焦点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机敏,所以应试者能在多长时间内找到答案才是问题的关键。一个寻常的应试者,往往越是想要快些做出来,脑袋里面也就越是混乱。所以,即使有人事先告诉你这个诀窍,那也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
这种严格的面试程序和琢磨不定的考题目标,固然能够确保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员工如所期待地“优中之优”,但是它对于应试者的苛刻也实在使人为之心惊,即令对于“考官”的能力和品格,也是一场最严格的检验。
不能了解其中关节的人,总会低估这种考核的严格程度。
一位中国记者在研究了这一面试程序后,私下里同一位考官讨论他的结论。他说:“这种办法,不会遗漏那些足够优秀的人,但不够优秀的人也有可能会进来。”但那考官说他的感觉正好相反,因为少数人的否定意见常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不优秀的人不容易进来,而优秀的人有时候会被漏掉”。尽管如此,这些考官面对应试者的时候依然一丝不苟,咄咄逼人,不能容忍稍有懈怠。
137每日少则四五人,多则八九人,最多的时候10个人。从早到晚,全神贯注。应试者嘴里说出的话自然不容遗漏,即使是表情、行止和种种身体语言,也必须作为判断的根据。这些考官并非全才,所以总是碰到自己不能了解的领域。可是即便不懂也还要装作听懂,直到真的听懂。
“一天下来,人都要晕了。”沈向洋这样说。他还没有来北京赴任,即在美国通过电话面试了李江和刘文印,等到真的到了北京之后,立即感觉到谈话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消耗。另有发生在洪小文身上的一件事情为证。洪小文11月初和黄学东来到北京,刚刚走下飞机便扭伤了腰,以致不能行走。但他已经接受任务需要面试几个中国的博士。他深知找到真正优秀的人是研究院的生命线,所以不肯推辞责任。他以电话接通5个应试者,连续发问5个小时,根据应试者后来的回忆,其声音并无异样,逻辑也无一丝松懈,所以他们全都不知道这严格的考官其实是躺在床上。实则洪小文不过是嘴上逞强,腰间伤痛不已,兀自强忍,等到终于放下电话听筒,立时大叫“好痛”。
当然面试的过程并不全是单向的问与答。应试者有138足够的时间向微软提问。大多数人都会利用这个机会更多地了解研究院。但是最为主要的还是“我来了以后干什么”和“我来了将来的发展是怎么样的”一类的问题。
倘若是一个家在外地的人,必会询问他的户口如何落在京城。考官也会非常认真地回答你的任何问题。这在微软的文化上属于一种平等的默契,没有人因为你是后来者便会歧视你。但事情除了包含平等的观念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微软的人事变动极为频繁,升迁的依据全在于一个人的能力以及是否适合,资历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一个因素。所以你现在虽是一个资深“考官”,但你对面的这个年轻的面试者,有极大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你的上级。我们国家的官员,大都不喜欢那些比他们更聪明能干的下级。一个老资格的人成为一个年轻人的部下,则会让双方都觉得别扭。但希格玛大厦里的这些人,却在心里不断询问:“谁比我更聪明。”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个好老板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这一点,在微软公司多年的陈宏刚和凌小宁均有极深体会。凌小宁说:“一个经理的成功之处,就是找到比你更聪明的人。”陈宏刚说:“今日下级而明日上级的事情实在是太平常了。”当年陈进入微软时面试他的那位“考139官”,日后便成了他的下属。这两个人的年龄都比他们的老板李开复要大,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当一位记者向凌小宁询问,他为比他年轻的老板工作是什么感觉的时候,凌小宁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我是在和人的智慧一同工作,而不是和人的年龄一同工作。”不消说,这种情形令年轻人激动。研究院成立以后的第一个星期,面试者已经达到40人。这些学生还没有离开希格玛大厦,已经议论纷纷。蔡东风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些真正搞学问的人。”他一天前从渖阳坐火车进京的时候,一路上还抱着试探的念头,现在一出门就给妻子打电话,提出举家搬到北京的理由。张高在那个上午花了5分钟的时间解决了“烧绳子”的问题,接着就发现“这里有我喜欢的事情”。他说:“一个星期以前我还想着出国呢。”而现在,他在突然之间便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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