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桃花源-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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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双重悲剧”说。刘洪涛、贺兴安、陈改玲、＇日＇城谷武男等人持此观点。刘洪涛认为；《边城》忧伤和悲剧来自于现实的；命运的和象征的三个层面。贺兴安从沈从文“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的感叹出发；专门阐释了“善的悲剧”。
（5）叙事学角度研究《边城》。田红、王向辉等一批新人用叙事学的方法来研究《边城》，给《边城》研究增加了新的气象。
（6）儒家文化的角度。龙永干、刘洪涛等人持此观点。龙永干论证了沈从文创作中对儒家文化的亲和与认同。刘洪涛认为《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刘洪涛的论文对本文化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边城》叙事的目的是叙述者通过讲述一个湘西世界的美好伦理故事，意图唤醒人们对传统儒家伦理的记忆，尝试复兴古老的民族文化。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写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簇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从这里可以看出，沈从文先生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人，他志在复兴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小说叙事中，含蓄地传达了中国古老的儒家伦理，他发现了其中的闪光点，并且努力将其发扬光大。沈从文虽没有直接表达对儒家伦理的态度，但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沈从文先生历尽坎坷，并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他是一个有个性的坚持原则的人，积极向上的人，他绝非认同道家的消极无为小国寡民思想，从他的文字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以自己独特的眼光看社会和人生的人，他从古老的儒家伦理中找到了解决现代社会许多问题的良方。沈从文先生对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的，正如他对远离现代城市的湘西边城的态度一样，他并不想全盘接受传统儒家伦理，儒家伦理需要改造需要完善，但并不是抛弃儒家伦理，抛弃它就等于抛弃传统，一个民族抛弃传统，民族自信和尊严就无法真正建立。刘洪涛也认为：“《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性爱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
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是想揭示社会的腐败和人生的苦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那么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无疑是叙述者尝试救治社会和人生的一剂良药。鲁迅揭示了宗法制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狂人、孔乙己、祥林嫂和闰土等人物形象彻底暴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鲁迅抛弃了传统，对儒家伦理彻底绝望了，他把目光转向了西方。沈从文从乡村走到现代城市，看到了都市人的堕落，回忆起乡村的优美风景，纯朴的边城民风，激发了他怀古的幽情，沈从文发现了传统的美，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古老的儒家伦理，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边城，人们过着健康和尊严的生活，沈从文保留了儒家伦理的精华部分，让人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给人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回归传统，回归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儒家伦理，这就是小说《边城》叙事的旨要。
第一章伦理、叙事和《边城》叙事中的儒家伦理意蕴
第一节 伦理
1979年版的《辞海》（增补版）这样解释伦理：
伦理，事物的条理。《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类也；理，分也。“亦指安排事物井井有条。欧阳修《与薛少卿书》：“族大费广，生事未成，伦理颇亦劳心。”
可见，伦理一词既可当名词使用，又可当动词使用。伦理一词是个中性词，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伦理，物有物的伦理，人有人的伦理，后来伦理一词似乎专指人的伦理，与道德一词意思相近。《辞海》中解释：“伦，人伦，封建社会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伦理，也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伍茂国在《现代小说叙事伦理》一书中认为：“‘伦理’有两个基本意义。（1）事物的条理；（2）人伦道德，即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
笔者认为，伦理，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而且还是人与自然（天、地和神）之间的伦理，伦理就是为了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作名词讲，伦理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状态；作动词讲，伦理就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天之间的关系。刘小枫把伦理分为“人民伦理”和“自由伦理”。他在哲学随笔中说：
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提供个体性的道德境况，让每个人从叙事中形成自由的道德自觉。伦理学都有教化作用，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仅让人们面对生存的疑难，搞清楚生命悖论的各种要素，展现生命中各种选择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让人自己从中摸索伦理选择的根据，通过叙事教人成为自己，而不是说教，发出应该怎样的道德指引。
刘小枫是从“生命感觉”的角度看待伦理的，人民伦理与自由伦理是矛盾的，前者压迫个人的生命感觉，后者解放个人的生命感觉；前者让个人被迫接受一种道德规范，后者让人自己选择一种道德规范。伦理旨在教化，但一旦成为人民伦理，要求个人被迫接受，就可能带来灾难。
成中英教授把人类文化中的伦理体系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德性伦理”，第二类为“责任伦理”。前者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后者则是典型的西方现代责任伦理。他说：
目的性的德性伦理是与第一类伦理体系中各伦理的一贯相连性有密切关系的。个人伦理的目的性在追求生活的和谐和人格的完美，为达到此一目的，一个必须经过家庭、社会、国家等伦理修养层次才能达到最高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必须假设各伦理的相连一贯，并在一整体的大系统中融合为一。与目的性的德性伦理相反，分辨性的责任伦理是以知识而非单纯的主体的目的性为其成立条件。在分辨性的责任伦理中，目的性是在知识的限度下存在，即个人必须在知识认定的范围内寻找目的。即使先有目的提出，目的可行性却要经过知性的评估来确定，故人生最高的目的只可看成个人的信仰部分，而不必与社会伦理或国家伦理相互关联。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成中英教授所说的“德性伦理”即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与刘小枫所说的“人民伦理”相似；“责任伦理”与刘小枫所说的“自由伦理”相似。这也正好与中国文化重德性西方文化重自由相对应。成中英教授还分析了二者的优缺点：
此一责任伦理对理解与规范人的行为，具备了理性的分析力和精密度，故较能掌握权利与义务的分野，并较重视行为的效率和效果。然而，它却因之削减了人的主体性整体投入，限制了自我担当的道德创造力，使人的品质平庸化和现实化，把人推向机械化商品的存在，根本无法真正突显人的崇高和尊严。
相反的，德性伦理体系具有强烈的目的性，也更能激励人性中的创发力量，展现人的道德勇气、智慧和活力以及为理想牺牲的精神。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至高表现，且基于其与宇宙本体的连贯性，充满淋漓尽致的生命精神。但是在社会与国家层次，它面临现代科技和经济分工的需要，却无法有效地动员协合众人的力量。这是由于德性伦理无法和责任伦理透过理性的立法，使社会产生共识与共同责任，要求每一个人都能理性地去实现社会的共同目标。这就有碍于国家现代化和知识技术化的进步。
为了更好地理解伦理，行文至此，有必要对伦理与道德进行细微的区别。人们一提起伦理，就往往与道德扯在一起，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罗国杰认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伦理’与‘道德’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的词源含义上，可以视为同义异词，指的都是社会道德现象。”李萍的观点比较全面，他说：
“伦理”与“道德”这两个概念，一般并不做很严格的区分。它们都是关乎人们行为和品质的善恶正邪，乃至生活、生命意义和终极关切。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归结出它们的若干区别或差异：
第一，作为日常用法，“伦理”更具客观、外在、社会性意义；“道德”更多地或更有可能用于个人，更含主观、内在、个体性意味。
第二，作为价值本身，伦理的核心是正当（适当、合适、合宜），道德的核心是善（或美德、德性、好等）；伦理是基础的价值，道德是完善自身的可能性，是超越的价值；伦理是手段性的，道德通常被理解为目的性的；伦理中本质的东西是“共处”的“公平”与“适度”，道德中本质的东西是“完善”自身的“自由”。
第三，作为规范，伦理具有普遍性，道德具有特殊性；伦理具有双向性，可以相互要求，道德就其本质来说只具有单向性，主要要求自己；伦理诉诸人们的共同意识或共识，道德诉诸个人的体认或服膺；伦理是准则，道德是终极价值；伦理的约束依赖于人们基于共识的公平与正义感，道德的约束依赖于个人的心性。
成中英教授的观点与李萍的观点相似，他认为：“伦理是就人类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内在秩序而言，道德则就个人体现伦理规范的主体与精神意义而言，伦理侧重社会秩序的规范，而道德则侧重个人意志的选择。固然就具体行为及目标着眼，两者不必有根本性差异，但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伦理与道德可视为代表社会与个体化两个不同的过程：道德可视为社会伦理的个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