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学习-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素女经》曾论及五欲和十动，以形容女性性兴奋时的反应及要求：“五欲者，以知其应：一曰意欲得之，则屏息屏气；二曰阴欲得之，则鼻口两张；三曰精欲烦者，则振掉而抱男；四曰心欲满者，则汗流湿衣裳；五曰其快欲之甚者，身直目眠”。十动：“十动之效：一曰两手抱人者，欲体相薄，阴阳当也；二曰伸其两胯者，切磨其上方也；三曰张腹者，欲其泄也；四曰尻动者，快善也；五曰举两足拘人者，欲其深也；六曰交其两股者，内痒淫淫也；七曰侧摇，欲深切左右也；八曰举身迫人，淫乐甚也；九曰身布纵者，支体快也；十曰阴液滑者，精已泄也。见其效，以知女之快。”经》在描述女性性唤起时归纳为九气：“女人大息咽唾者，肺气来至；鸣而吮人者心气来至；抱而持人者，脾气来至；阴门滑泽者，肾气来至；股作咋人者，骨气来至；足拘人者，肉气来至，久与交接，弄其实以感其意，九气皆至。有不至者则交伤，故不至者可行其数治之。”
《素女经》曾论及五欲和十动，以形容女性性兴奋时的反应及要求：“五欲者，以知其应：一曰意欲得之，则屏息屏气；二曰阴欲得之，则鼻口两张；三曰精欲烦者，则振掉而抱男；四曰心欲满者，则汗流湿衣裳；五曰其快欲之甚者，身直目眠”。十动：“十动之效：一曰两手抱人者，欲体相薄，阴阳当也；二曰伸其两胯者，切磨其上方也；三曰张腹者，欲其泄也；四曰尻动者，快善也；五曰举两足拘人者，欲其深也；六曰交其两股者，内痒淫淫也；七曰侧摇，欲深切左右也；八曰举身迫人，淫乐甚也；九曰身布纵者，支体快也；十曰阴液滑者，精已泄也。见其效，以知女之快。”
凡此种种描述性的记载无不反映出我国古代性学研究之辉煌、观察之细致、总结之认真。还有不少论述也颇与现代性学研究的成果吻合，如叶天士女科全书及其它更早的书籍中描述过的性茭妙诀：“玉湖须浅泛，重载却成忧，阴血先聚集，阳精向后流，红花含玉露，平步到瀛州”，或曰“九浅一深法”，“盖男女交媾，浅则女美，深则女伤，故云重载却成忧”。“浅则女美”与现代性学研究发现的G点理论和荫道外1/3段在性兴奋期形成高潮平台后对女性性快感是十分重要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古代性学文献中也有不科学的描述和评论。如“忍精不射，还精补脑”，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
宋元时代性学的阻滞
继秦汉隋唐性学兴起之后，接着就进入了该领域的一个断层期。宋代就是处于这个断层期的初级阶段。两宋时期由于程颐、朱熹理学的盛行，封建社会便将“性”禁锢起来，鼓吹“顺天理，灭人欲”，“万恶淫为首”，“色是祸媒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性学是“邪淫”之说，故古代性学发展至此顿遭压抑和排斥，统统被打入冷宫因而跌宕回落。从此，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社会世俗的偏见，人类的性问题长期得不到正确对待和发展，陷入深深的低谷之中。更令人愤慨的是封建王公贵族们在禁老百姓之欲时自己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极其腐朽荒淫的生活，就连道貌岸然的程朱之辈也毫不例外。可见禁欲只是统治阶级及其附庸统治和束缚民众的工具，而并非真正想奉行的道德准则。宋儒理学其实也大大违背了孔孟当初的本意，对其的彻底批判并非与孔孟儒学相冲突。
自《五代史》、《宋史》以后，史志中几乎很难看到宋代有关性学领域相关的著述。据说这和当年宋理学的兴起有关。一些修史学者和藏书家因理学思想束缚而不敢辑录收列或珍藏房中著作，有的或转向于内科、男科、妇产科病的诊治。惟有宋时期日人留学者丹波康赖于《医心方》中辑录宋前有关房中术内容，并导为30个专题加以论述，实为我国古代，尤其是宋前性学各方面学术思想的集成，为不可多得的中国古代性学经典蓝本。
继宋朝之后，性学在金、元仍受理学思想束缚。此流派与我国正统房中术以保健养生、防病优生为主旨者背道而驰，从而促使人们对传统房中术的误解和歧视，因之极大地阻滞了正统房中术的健康发展，其余毒迄今未绝。
尽管宋元时期的性学学术受到了一定的压抑或误导，但有识之士在探索养生原则和某些病证诊治方药的同时，也多少给性养生和性医学带来一定的影响。在临床性医学方面，名医朱丹溪倡导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对男女性疾病的诊治具有参考价值。在性养生方面，可能针对当时上层贵族的淫欲无度，强调色欲清静，并在“房中补益”篇中对单纯房事的补益作用持明显的猜疑论点。《三元延寿参赞》中明朗地提出房事养生的主张，并醒目地作出了“欲不可早、欲不可纵、欲不可强、欲不可避”等告诫；还对“嗣育有方”和“妊娠禁忌”进行了总结和充实。这些都抵制了元代男女纵欲的所谓时尚，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中华性学的研究方向。
徘徊于明清近代
从明代直到清亡的五百多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端。由于社会上广受宋代程朱理学和此时王阳明倡心学“破心中之贼”禁锢性欲思想的影响，加之帝王的所谓“仁义道德”，使得民间男盗女娼、纵欲无度者不计其数。此间西学东渐，社会内部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因素，现象光怪陆离。小说、野史、笔记等使人们得以窥探历史的某一方面，因而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但明清时，由于学术思想活跃，祖国医学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这对性学也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在一定程度上的推动和发展。
1。明代性学代表作明代的代表作主要有三种：其一是《景岳全书》，该书收入在张景岳所著《妇人规》中。该书指出，夫妇合机的迟速、畏机的强弱、会机的远近、生机的盈虚、气机的劳逸、情机的怀抱、病机的二火、阁辟动机的成败、时机的童稚、失机的暗产等因素常影响房事的和谐、孕育的成败；此外，《基祉》篇还重点论述了择偶与优生学的关系，但其标准只限于女方。其二是万全著述的《养生四要》。该书从优生学和养生防病学方面论证了早婚之害，未成年男女婚配过早不仅影响发育成长，且易早衰夭折；痛陈纵欲之害。其三是由陈思成为梅毒专门撰写的《梅疮秘录》。该书明确指出，梅毒系通过两性不洁性茭为主要传染途径，认为梅毒不仅有传染性，且能隔代相传，在治疗上，首先运用了汞、砷制剂，如生砒、轻粉、朱砂、水银、生｜乳等，开创了对梅毒治疗史的先河。袁黄在《摄生三要》中把聚精列为摄生三要之首，主张“养生者务实其精”，并提出“实精之要，莫如经年独宿”，“聚精之道，一曰寡欲，二曰节劳”，较具体而全面地论述了固精的方法和措施。还有一些性与养生、性与优生和性治疗经验反映在综合医著，如《医方类聚》、《广嗣经要》、《古今医统大全》、《遵生八笺》、《勿药元诠》和《养病庸言》等。
2。清代性学代表作 清代性学著作主要以《青囊秘诀》和《双梅景暗丛书》为代表。其中，《青囊秘诀》系清初名医傅青主著，该书对梅毒的有关诊治更为详尽，录有他自拟的方药不少于12种。他所撰的《傅青主男科》计25门226篇，论述男科杂病，颇具一家之言。《双梅景暗丛书》属清末进士长沙叶德辉辑录，书中刊有《医心方》所出的《玉房秘诀》、《玉房指要》、《素女经》、《洞玄子》等文，对古代房中术有其相当的整理和发掘之功。再有如程仲龄的《医学心悟》“小便不通”篇中对淋病症与癃闭、梦遗与滑精的鉴别，李中梓《医案必读》对赤白浊的区分，《外科证治全生集》对子痛与囊痛的辨别诊断，《临证指南医案》对精浊的病因诊治论述等，都具有相应的临床价值和一定特色。客观地说，明、清两代的性禁锢虽然使性学研究的发展出现了长时期的断层，但在性医学和性科学专业领域的研究却并没有停留。所以我们看性古代史中的明清两代性学，更应从其性医学方面入手才是。
中国古代性文化史迹探微
有关性学的发展史迹，我在前面已经作过论述，现就性文化发展的史迹再和读者作一下探讨。我个人认为构成中国古代性文化史迹的主要部分应该蕴含在世袭传承的性观念、性习俗、性文艺、房中术、以及相关的社会体制诸方面中。由于中国汉族人口占主要比例，其性文化影响大而深远，故我在以下所介绍的古代性文化也就是汉民族的性文化。
从性进化的进程说起
当人类还在猿人的时候，一切的行为都和动物界的其他成员相类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例如食和性，既是动物的本能需要，也是人的本能需要。可是，人类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在于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人类已经形成了“自成一派”的、以高等动物自称的生存与追求方式。在性行为上，人类无疑已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动物的能力。手脚分工和直立行走，是古猿进化为人决定性的一步。这一变化引出了人类性茭方式异于猿类及其他动物的重大变化。这主要是由动物交配的“后入位”演变为面对面的性茭，即“前入位”。这种变化对提高人的性茭质量、进一步区别于其他动物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类通过长期面对面抚摸与性茭的实践，在人体正面大大地扩展了性敏感区，诸如口唇区、外荫部、Ru房等，特别是发现了能唤起和达到性高潮的主要受刺激点。这些性敏感区对加强男女之间的性刺激、激发性兴奋、增强性茭效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人类享受高级的性生活提供了更多美好的憧憬。
动物的性关系始之于发情，猿人的性欲也莫过于此。而人类理性的生成，却标志着这种低级的单纯的发情期的消失。一般而言，动物的发情期发生于一年中的少数特定季节和时期，只有在这短暂的时期里才产生性欲，才能实现性茭。而人类的发情已被镀上的“情”的色彩，因而人类有了无间候的性欲。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生理条件和生活需求来选定繁衍后代的时机；此外，也使得面对面地性茭方式得以巩固下来，成为人类的一种基本的性茭模式。再者，人类的性活动已经不仅限于生理需求，更重要的是由性心理所支配，这是任何一种动物所不能相比的。猿人到人进化的进程，说到底就是性心理的形成进程。人类性文化的滥觞以及社会形态的起源均得益于此。
中国性文化发展主流
尽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自秦汉至今的2000多年间，汉族历代均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故其在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其中，深蕴汉族文化色彩的性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性文化发展的主流。
我国是以儒家学派统领整个文化大系的大陆国家，所以古代社会伦理道德和立法的基础是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这是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根据“天人相与”的神学观点、发挥春秋时期孔孟儒家学说总结而来，其后长期以来一直成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