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新传 作者:何新-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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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土地制度，除国家直接控制与直接占有的“公田”或称“官田”，以及“假与”民的公田外，法典化的也就是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稳定性的土地制度是名田制。师古说：“名田，占田也。”所以，名田制就是占田制，或者说是合法的占田制。名曰制的实质，是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及私人的使用权（土地产品的占有权）。
汉代的名田制是从秦名田制直接继承而来。“名田”之称，最早就是见于《史记·商君列传》，它是商鞅变法在秦国确立，然后向关东六国地区逐渐推行的土地制度。《商君列传》说，商鞅变法，令“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司马贞《索隐》注：“谓各随其家爵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
［何按：董氏之天人感应论实际是一种试图约束皇帝的政治理论，其流弊成为言说谶纬的儒学神秘主义。而其本义，则是建立一个以天象示警约束帝王政治行为的舆论制约系统，以限制帝王的肆意和无上威权。
这个系统在两千年中国政治中，是有效的。又，武帝重用迷信方士，也与天人理论有关。天人理论用灾异吓唬皇帝。方士则称可用方术消弭天灾，消灾解难，助皇帝长生不老，天下太平。故武帝一度多引方士之流为国师，直到死前方彻悟受骗而尽驱逐之。
武帝与董仲舒所讨论的第一问题是天人关系，即天命与自由人意（帝王）之关系。若必尊天命，则事事无为，一切顺应天意。若人意可选择，则当求大有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董氏以天人感应提出“天命人为，天择人为”的一套新理论。主张：“刑罪少，则阴阳和，四时正，风雨时，草木畅茂，五谷繁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厉，和之至也。”
董仲舒《对策》曰：“《春秋》大（何按：大，读为动词）一统者，天地之常经（何按：径也），古今之通谊（何按：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见《汉书》本传）
所谓除儒学外，“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不使其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并非主张禁绝百家言论也。武帝采纳其义，独尊儒术，但并不废百家杂言。］
［《汉书》：董氏对策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江都易王。易王，刘彻异母，素骄，好勇。仲舒以礼义匡正之，王敬重焉。］
［何按：董仲舒学术，实本于齐学。齐鲁皆宗儒学，然学派有所不同。齐学中杂管子务实世用之术及墨子天志明鬼经世思想，又有邹衍五德终始之论。鲁学则宗纯儒以礼乐典章之学为重也。齐学者，今文之始。鲁学者，古文之始也。］
［《汉书·儒林传》：
“武帝时，江公与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证，善属文。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上卒用董生，因尊公羊学。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武帝大兴。然太子则不甚好之。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学，以问丞相韦贤。贤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谷梁之学重训诂，是古文学派之方法也。］
秋，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其议。
［大行王恢，燕人，习胡事。提出拒和亲，倡议以兵击之。
韩安国以为“行数千里与之争，人马疲乏。不如和亲。”上乃许之。以宗室女子嫁入匈奴。］
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面对单于王廷）
以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护卫长安）备边练兵。
［盖匈奴政属略分为三部：中央为单于庭，东为左贤王庭，西为右贤王庭。单于庭与左右贤王各有份地。匈奴乃游牧军事奴隶制帝国。汉初以来，虏汉地人民为奴婢者，几近百万。其军事力量匈奴左王居东方，直上谷（今河北怀柔）以东，接岁貉、朝鲜。右王居西方，直上郡（陕西庸施）以西，接氐羌。而单于王庭在在直代（今山西大同）、云中（内蒙绥远）。（控弦猛士）30万，汉人为奴隶者相当于其总人口之泰半。（《史记》记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万。钱穆估计其总人口不出一百五十万，故中行说谓其人众不能当汉一郡。而掠汉奴约百万。）］
［“汉时匈奴王廷直代、云中。左方王将直上谷，以往至岁貊、朝鲜。右方王将直上郡，以西接月支、氐、羌。此其大略也。（明·于慎行《读史漫录》）］
以司马谈任太史令。
［何按：本年，乃汉武帝于建元改革失败之后，重掌权力而对内政外交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之年，可称“元光决策”。
汉武帝之政略设计，一来之于汉初之贾谊，二来之于董仲舒。贾谊乃荀子隔传弟子。（荀子传《左氏春秋》于张苍，张苍传贾谊。（清汪中云：“《经典叙录》云：左丘明作传以传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子期，期传楚人铎救，救传赵人虞卿。卿传荀况。况传张苍，张苍传贾谊。”））
贾谊上文帝之“陈政事疏”，曾提议“更化”、“改制”。更化即悉更秦法，变法也。改制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史记·贾生传》）。建议：贾谊还向文帝（1）裁抑诸侯王国，（2）抗御匈奴（此二条为晁错建议汉景帝实施），（3）教育太子及王子（针对于当时贵族列侯家政之腐败），（4）尊礼大臣，（5）阐扬文教，（6）转移风俗（钱穆谓：朝廷只讲法令，社会只重钱财，风俗无自而美）。故武帝时代复古更化之变制，贾谊开其先声。
董仲舒建议武帝：（1）立五经博士，罢退百家杂学。（2）为博士立弟子员，启以学入仕之途。（3）设郡县察举官吏之制，（4）禁官吏兼营商业，（5）限民名田，强化土地之国有民营之制，杜塞土地兼并之途，（6）废除奴隶制。“请去奴婢，除专杀之威。（《食货志》）
董仲舒闲居在家，凡朝廷有大议，武帝常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武帝命张汤受令更改制度律令也。］
鲁恭王刘余得古文经。
［恭王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包括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
［何按：据《史记》恭王以景帝前三年徙鲁王，历26年，死于武帝元光五年。《汉书》楚元王传刘歆移太常博士曰：及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之中。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之难，未及施行。则其作宫坏壁发书，似应在元光年间。故系于此。］
冬11月，初令郡国岁举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始开其议。”
［何按：是为察举征辟制度建为常制之始。此制以才学引民间人士入于仕途。后来不断演变，成为九品中正制及科举制。其基本命意在于举贤用贤，世官世禄的贵族制度遂被破除。］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即设《春秋》、《诗经》、《尚书》、《周礼》、《周易》五经的博士。
武帝设置五经博士，给了天下读书人一个信号：重用儒士的时代来了。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京城长安出现了武帝即位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天气。万物在这适宜的季节充满勃勃生机，长安的街巷里也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呈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繁荣景象。
这几天，京城显得尤其的繁忙。因为汉武帝改元之后，向全国发布了第二个征召贤良的通令。这是一个有为时代来临的预兆。全国各地成百的读书人，紧张地聚居京城的馆驿，等待汉武帝的考试。
所谓贤良，是指在某一方面治学有造诣的大家或饱满学之士。他们中有一些人虽享受国家提供的很微薄的俸禄，但都没有现职。贤良是汉代进仕的一种资格条件。
董仲舒也在被征召之列。他接到被征召的通知后，即从家里出发，日夜兼程，奔赴京城，准备接受策试。
董仲舒清楚，这次策试不管从什么角度说都很重要。对他自身来讲，这是一次机遇。他早就是《春秋》博士，但一直未被重用，满腹的抱负至今未被明主发现，无法实施。对国家来说，这是西汉有为时代的开始，它将一改以往无为而治的清明如水的过谦局面，变成一个激进、拓展的大帝国。
这次策试对汉武帝也相当重要。它既是一种标志，也确是新时代的开始。策试虽然已被几代人所使用，但这却是他即位以来真正能按自己的意志来做的第一件大事；接待、考问天下贤才良能之士，以便找到适合的人物帮自己出谋划策。
董仲舒知道，汉武帝想破除先辈“清静无为”的治国宗旨的想法，由来已久。只是即位以来，汉武帝一直受到祖母——窦太后的牵制，无法实施自己的计划。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用人偏重道家思想家和学道家思想的知识分子。汉武帝想重用儒家的第一个念头在建元元年，但即刻就被窦太后掐灭了。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再也不受窦氏结束了。
汉武帝是个志在积极有为、胸怀雄才大略的皇帝。然而，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他一方面要求郡国举孝廉，以德高者为官吏，另一方面又急切地向全国征召治国安邦的专家。他在征召贤良的通令中诚恳地说：
……历史上的帝王们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那时年年风调雨顺，没有怪异诡谲、山崩地震之类的事发生。他们是如何治理的呢？我自从即位以来，白天从一睁眼就开始谋求治理国家的良方，晚上躺在床上也无法入眠，思索着如何去治理我们这个国家。我就像面临深渊、也像摸着石头过河的人，在寻找和期求哪怕是很微小的挽救自己的力量。
我们这个伟大、美丽的国家，应该怎么做才能完成先辈们努力实现的大业，才能光大、彰显先辈们创立基业的美德呢？怎么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治理得可以与尧舜时代相仿、与三王的统治相媲美呢？我深感个人的能力是不足以成就大业、使祖宗的美德留芳百世的。这次请诸位来，是倾听诸位所了解的古今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当今社会中的问题。
具体要求是，每人根据我出的题目，写一篇政论文。诸位交卷后，我将亲自审阅。
董仲舒从武帝的策问中，读出了武帝求贤若渴的心情。董仲舒很高兴，自己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有了露一手的机会。
策试的结果，董仲舒很满意，写得也很顺手。虽然这样，他心中也有些担心。因为策试时还是有些紧张的，所以他总觉得心中有些话还没有表述清楚。
汉武帝在审阅策试文章时，发现董仲舒的文章很对自己的思路，文章中有勃勃向上的进取精神。同时，武帝也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