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逍遥王爷-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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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唐高宗宠信武则天，最后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则要做具体分析。在高宗当政期间，废立皇后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从表面上看，高宗不顾朝中元老的阻挠和以死相谏，一定要将服侍过先帝太宗的才人武媚娘立为皇后，似乎是被美色迷住了双眼。但事实上，废立皇后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顾命大臣与高宗之间控制与反控制这一矛盾。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为首的顾命大臣是太宗生前在翠微宫中所做的政治安排，所谓是“受遗令辅政”。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同心辅政，初登大宝的新君对他们自然也“恭己以听”，颇为尊重。君臣之间度过了一段平静的好时光。但是，这些元老自恃有功，希望高宗能完全听命于他们。这时，高宗已近而立之年，不想再完全被他们左右，所以，继续坚持自己的做法；当高宗和这帮顾命老臣撕破脸皮、公开决裂之际，便是他冲破贞观顾命大臣的藩篱之时。他不情愿生活在以先帝遗命为借口与他作对的政治包围圈中，他想要做一个真正君临天下的皇帝。所以，当许敬宗等人迎合武则天解除威胁的需要，诬陷褚遂良和长孙无忌时，唐高宗就趁机将长孙无忌等人贬黜，随后又置于死地。可见，褚遂良与长孙无忌的被杀，是武则天的心愿，也是唐高宗的旨意。经过皇后废立事件，贞观时代留下来的元老派大臣除李勣（即李世勣）外，大部分被罢免或疏远，由支持武则天做皇后的李义府、许敬宗等人组成了新的统治中心。其间根本不存在唐高宗被武则天控制的问题，当然也就不能由此判定唐高宗“昏懦”。
关于高宗委政武则天的问题，显然带有强烈的男性社会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男性政治主导的评价色彩。高宗身体状况不佳，晚年犯了类似今天的高血压、高度近视眼之类的疾病，常常“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处理国政不能不有所依靠。而武则天做了皇后就是国之小君，参与国家政务自然有其政治土壤。加之武则天生性聪慧，又有很好的文史修养，与高宗在政事处理上有很多的共同点。武则天“处事皆称旨”，是她能够得到高宗信任并参政的主要原因。
唐朝世风开放，女性参政的障碍相对较弱，武则天参与朝政是出于高宗的意愿，与历史上评价的高宗任由武则天“专作威福”并不相同。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说法，自从麟德元年（664）底，高宗处置宰相上官仪以后，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中外谓之“二圣”。从高宗上元元年（674）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这样一个帝后同尊、并称“二圣”时代的开始，距高宗离开人世还约有十年。也就是说，这样的政治格局的确立，是在高宗思维清晰之时。而且，高宗并不是完全依赖武则天一个人，他还常常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在弘道元年（683）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高宗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所以，高宗委托政事于武则天，虽然心甘情愿，但也不是完全放任。
唐高宗也许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皇帝，但绝不是“昏懦”的皇帝。唐高宗平稳地做了35年的皇帝，在唐朝所有皇帝当中，是除了玄宗以外在位时间最长的。
………【“繁华落尽”的宋朝餐饮】………
宋朝餐饮是我国餐饮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据记载，宋朝的茶坊酒肆已经遍布开封城的大街小巷，饮食业生意兴隆。仅开封城内“正店”（大酒店）就有“七十二户”，这类大酒店往往“绣旌相招，掩翳天日”；“脚店”、“茶坊”（小型酒店）不能遍数。酒店、茶坊、歌楼、妓馆的发展尤其兴旺。杭州的官办酒库（自酿自卖）有13家，每库都有一至二座高级酒楼。小有名气的民办酒楼，也有18家。这些酒楼，摆华筵，请豪客，夜夜达旦。其次还有各种特色食店，如“茶分店”，以卖饭菜为主；“包子酒店”，主要卖鹅鸭包子；“宅子酒店”，样子像仕宦人家；“花园酒店”，环境幽雅像花园。如按菜系分类，则有“南食店”，供应南方菜；“北食店”，则供应北方菜；“羊饭店”，主要卖羊肉酒菜；“川饭店”，卖汤面为主；“荤素从食店”卖各色点心。再次是沿街巷流动叫卖的零售熟食摊贩。他们出没夜市庙会，顶盘提篮，直到偏僻坊巷，比比皆是。这样，形成一个分等划类的城市饮食市场网络。
宋代全国各地名酒很多，据记载北宋名酒近100种，南宋名酒50余种。当时流行的酒类大致可分为黄酒、果酒、药酒和白酒（大烧酒）四大种类。皇帝以饮宴笼络大臣，文人以酒助兴作诗，士庶百姓婚嫁寿庆，也离不开酒。在饮茶方面，宋人也颇为讲究，客人来时要用名茶招待，叫做品茗。当时太学生有一种茶会，聚集饮茶，谈天说地，成为一种联谊组织。由于饮酒饮茶习惯成风，婚丧待客都有专门的茶酒厨子及器物供人们雇佣和租用。除此以外，在宋代城市中还有许多凉饮店，出售饮料。
宋真宗景德年间，商酒茶盐四项税收的总额为1233万贯，其中酒税428万贯，到宋仁宗庆历年间，仅酒一项税收全年就可得1710万贯，40年间酒税增长了四倍。由此可见酒业在两宋时期的兴盛。
名店林立、装饰豪华
宋朝高档大型酒楼林立，如汴京的仁和店、会仙楼，杭州的武林园、熙春楼，饭、菜、酒一应俱全，店内长廊排阁，分有楼座及楼下散座。有些饮食店，或经营很有特色，或因烹调技术高超成为传诵一时的名店，如王楼包子、万家馒头、梅家鹅鸭等等，都号称“东京第一”、“最为屈指”。
宋朝各酒楼的环境布置、门面装饰和器具陈设极其讲究、豪华。杭州因得自然景观之胜，酒楼多依山傍水，风景优美。如涌金门外西子湖畔的“丰乐楼”，瑰丽宏伟，亭台轩榭，登楼可俯瞰西湖，与游船画舫合奏对唱，是文武官员经常欢宴的地方。有些酒店茶肆，或张挂名画，或插四时花，或巧设盆景，吸引顾客。每逢节日，京城所有店家、酒楼都要重新装饰门面，牌楼上扎绸挂彩，出售新鲜佳果和精制食品，夜市热闹非凡，百姓们多登上楼台，一些富户人家在自己的楼台亭阁上赏月，或摆上食品或安排家宴，团圆子女，共同赏月叙谈。当时虽然还没有空调设备，但夏天增置降温冰盆，冬天设取暖水箱，让顾客常年有温暖如春的感觉。很多酒楼用的都是金银酒器，甚至贫下人家到酒店买酒，也用银器供送。
歌妓招徕生意
尽管宋朝士大夫阶层崇尚“男治外事，女治内事”，女人不能随便出入家门，但在下层百姓中，很多女人进入商业圈活动在市井中，尤其在酒店业中。酒楼往往用歌女、妓女吸引客人、招徕生意。官吏的升迁奖惩也要与其酒课税收直接联系，因此大量妓女受官府雇佣从事酒业促销。据记载，北宋初年，京都的酒店门前装饰豪华、艳丽，酒店楼上长廊有数百个浓妆艳抹的歌女、妓女，或招揽客人或等待客人召唤，远远看上去像一排仙女。宋朝流行“歌伴宴”，往往权势阶层边喝酒边赏乐，高兴时还会即兴做诗赋词。歌妓也有才学冠绝的，色相好、技艺高，且才智、学识和艺术趣味都非常出众，她们的雅趣、婉约让权势阶层、文人雅士为之倾倒，和这样的绝世美女加才女同桌共坐齐续佳话，岂不非常浪漫而又惬意？据记载，“浪子词人”温庭筠、柳永等就与歌妓交往甚密，歌妓成了词人合作者、演唱者和传播者。所以很多“有闲阶级”终日泡在酒楼饮酒作乐，促进了酒楼、酒肆的发展。
除酒业外，妇女在饮食业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她们不仅参加生产，还从事管理和经营。很多店铺甚至以她们的称谓命名，如曹婆婆肉饼、宋五嫂鱼羹等。此外，宋代城市中出现了大批从事歌舞、戏剧、游艺、杂耍、说书等行当的女艺人和瓦子、勾栏等娱乐场所。北宋汴梁最大的演出场地象棚，可容数千人，风雨寒暑，各棚观众日日爆满。南宋临安的瓦子以北瓦为最大，有勾栏13座，女艺人较北宋更多。
服务“现代”、价格合理
两宋饮食业最大的特点是，服务周到、价格合理、从业人员众多，惠及不同的社会层。一般情况下，顾客登门，便有人“提瓶献茗”，入座后，先饮酒一杯，付几贯钱，叫“吏酒”。然后，端上“看盘”（类似现在的菜谱），让顾客看看样菜，并报菜名，一人拿纸张，遍问点什么酒菜，一一记清，唱念报与厨房。厨房里有“铛头”，记录在案，依次烧菜。过一会儿，行菜者（类似现在的传菜员），左手端几盘、右手持几碗上菜。如有差错，必遭“叱骂”、罚工钱，严重的“逐之”。如顾客有急事，要快速上菜，酒店就先上盖浇饭之类，再上细菜，近乎现在的“快餐”。有的顾客胃口小，还可以叫半个汤面（即半碗面条）。
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和消费水平，高的可以近百两银子一席，低的几十文铜钱一顿，不同的阶层都有不同的消费去处。
酒店里，除了主要从业人员厨子外，还有街坊妇女，腰系青花布手巾，头梳高髻，为顾客换汤斟酒的；有不呼自来，到筵前吹弹歌唱，靠顾客给小钱物打发走的；有自动献上果子、香药之类，供顾客醒酒的。总之，只要使顾客称心如意，无所不有，也无奇不有。顾客如果在家里宴客，则有“承包人”，租赁器具，供应酒菜，包括下请书，安排座次，尊前执事等等，都有人承揽备办，主人只要出钱，不用费丝毫力气。更重要的是，无论在汴州还是杭州，饮食业都有夜市，通宵服务，从天明到五更，供应的饭食品种不同，对顾客来说，真是方便极了。
既有“茶坊”，又有提壶叫卖人
宋朝，喝茶也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饮茶场所也有茶楼、茶肆之分，不同身份的人自有取舍。除了固定的饮茶场所“茶坊”外，还有提壶往来叫卖的人。在杭州城内亦有一种流动的茶担、茶摊，称为“茶司”，服务对象为普通民众。在宋朝，最上品的龙凤团茶，一斤售价黄金二两。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居住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宋朝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彻底打破了坊、市界线，市内出现“瓦子”（娱乐场所），内有“勾栏”（演出场所）、酒肆和茶楼。宋代都城茶肆茗坊遍及大街小巷，而且由都市普及到乡村。
宋代茶坊实行雇工制，茶肆主招雇熟悉烹茶技艺的人，称为“茶博士”，进行日常营业。茶博士是城市中职业专业化较强的技术雇工，是市民阶层中
